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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缓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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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缓制度所反映的刑罚理念是“少杀”，其法律思想的基础是“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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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刑罚发展初期，先民就存在着对酷刑的反感。古代史上华夏民族讨伐苗民，就是由于其“恃刑不道”。苗民使用刑罚方法统治，被认为“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尚书·吕刑》）将苗民所制之刑称“五虐”，足见先人对刑罚之抵触。而此前的“三皇五帝时代，惩罚违反风俗习惯行为的方法是扑抶和放逐”【6】，没有死刑和肉刑。盛行于奴隶制社会的神法思想，在客观上制约了刑罚的使用。夏朝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恭行天罚”。商朝刑罚的适用也是源于神权原则，量刑时要请示鬼神。西周时，神权法思想达到顶峰，明确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刑”的理念。在封建社会初期，尤其是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也使“慎刑”思想成为一种体系性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上刑罚的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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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刑”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存在，也通过刑罚适用得到体现。据《尚书·皋陶谟》记述，五帝时代已有“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等五种死刑和“聪明”、“明畏”两种肉刑，然而其适用对象是来自异族的邦民。【7】对内统治则是“象刑”。沈家本认为，舜时五刑与象刑并行，五刑“所以待蛮夷者也……又所以待怙恶者也。若象刑所以待平民者也。”象刑的目的“乃是以德化之”【8】。由此可见，刑之初设，非为对本族人适用，而是针对外邦。对外邦人可以施加较为残酷的死刑和肉刑，而对本族人，仅以象征性的“画衣冠，异章服”以示警戒惩罚。随着刑罚的普遍应用，不再区分内外，但赎刑适用却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刑法的残酷。《尚书·舜典》中，已有“金作赎刑”的记载，并被认为是赎刑的最早起源。汉朝赎刑应用更为广泛。汉惠帝曾下诏“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武帝时也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9】。唐、宋时期，赎刑规定已经相当完备，死刑亦可“听赎”【10】。在死刑适用方面，始于明朝的死刑缓决【11】和清律规定的虚拟死罪【12】更是慎刑思想的突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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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缓的制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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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历史上早有“少杀”、“慎杀”的思想和相关规定，但是，在制度层面上，与现代死缓制度较为相近的只有明、清时期的“斩监候”和“绞监候”。虽然现在的死缓制度并不是从“斩监候”和“绞监候”直接继承过来的，但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们对现代死缓的产生具有渊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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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律规定，对封建统治危害最大的犯罪判处死刑，立即处决者，叫“斩立决”或者“绞立决”，对危害性比前者较轻的或对罪行尚有疑问的，判处“斩监候”或“绞监候”，暂缓执行，等待秋天由九卿会审，重新判决或审核。清代在死刑执行上承袭了明代的做法，也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种情况。立决主要用于强盗（首犯）的枭首及用于谋反、大逆等严重犯罪的凌迟，一经皇帝裁决，即“决不待时”。一般的人命、强盗两大类死刑案件，其案情较重的也是立决。立决案是批复下达后，立即执行。监候是缓决，在第二年秋季时再复核（秋审），定其生死。属于监候的有案情较轻的命、盗案件以及其他死刑案件。这就是历史上的“斩监候”和“绞监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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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处“斩监候”和“绞监候”的囚犯主要是经过秋审来决定命运。秋审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被审录的在押死囚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等几大类。其中，情实的等待皇帝勾决方可执行，免勾者便可能被减等处刑或改为缓决；可矜，指情有可原者。这种案件可“照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留养承祀，是照顾到犯人是独子（所谓“丁单”）或犯人父母老病无人奉养（所谓“父母老疾”），按法应处死者可免死，使他回家奉养父母，不致绝嗣。矜、留二项不过占秋审的百分之几，缓决最多，情实次之。秋审的主要任务是拟定监候犯人的实、缓，就是将死刑案件中对社会危害较小，可杀可不杀的那部分案犯区别出来，这样即可保持对死刑的威慑力量，又可收到“恤刑”的效果。这种死刑执行上的“立决”与“监候”的区别，与新中国刑法上的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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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言，“‘斩监候’、‘绞监候’实质是对中央和地方所判处的死刑案件的一种复核程序，最后的处理结果与犯罪人的悔改程度没有任何关系。将‘斩监候’、‘绞监候’看作是死刑缓期执行的史例过于牵强附会。”【13】对于法国和英国的立法和司法中的有关规定，也不能认为是死缓，因为英国立法明确称之为“死刑之登记”，与死刑缓期执行不同，“正因为没有死刑缓刑，才规定死刑登记”。法国的所谓死刑缓刑不过是司法实践的特例，并没有上升为法律制度。【14】有学者虽然认为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有属于“死缓”的情形，“但其他国家的‘死缓制度’远不如我国的‘死缓制度’科学和完备，从适用情况上看，也远不如我国‘死缓制度’那样广泛，再加之我国‘死缓制度’的源远流长，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死缓制度’是我国创造的一项刑罚制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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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缓政策的刑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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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是新中国刑法史上死缓适用规模最大的年代。从1951年开始到1979年《刑法》颁布前，死缓的适用条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对犯罪分子适用死缓，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导向。从早期的死缓案件看，绝大多数判决在列举了犯罪事实后，在量刑部分明确说明，“根据少杀政策”，决定判处罪犯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这反映了早期的死缓适用与否，既取决于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又取决于人们对具体犯罪事实的把握，所以，在案件的量刑上不同的司法层次会有不同的意见。例如，某地1954年在于某某反革命主谋杀人案中，群众意见为判处死缓，县法院意见是判处无期徒刑，县政法会议决定处死缓。该案到复审时，地区分院同意死缓的判决，但地区政法会议讨论改判为15年有期徒刑。另外，也有的案件先判死缓，后来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总之，早期对死缓案件的判处标准难以统一，政策的影响是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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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死缓政策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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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死缓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确立适用之初到1979年刑法典修订前后，有关死缓制度的争论不时出现。其中，范围较广、争论较激烈的有两次：第一次是死缓确立与否之争，时间是1951年5、6月间，在镇压反革命初期，死缓被作为一项政策加以推行时，产生了是否应当适用死缓的争论；第二次争论是死缓存废之争，时间是1956年以后。有人认为死缓是针对反革命的，在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后，应当废除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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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缓政策推行之初，“河北省通县区村干部和群众中有不少反映。有的干部认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群众对已捕的积极催案，要求及早杀掉。”【16】北京地区在适用死缓以后，群众中也产生了一些疑问：这种处理方法是否有危险性？是否会减弱我们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否会白浪费小米？既然要加以改造而又判处以死刑，这是不是给犯人的一个精神负担？针对种种疑问，党中央及时做出指示，有效解决了思想问题，推动了死缓的适用。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基本结束，这时有人提出，死缓制度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产生的，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死缓制度没有必要保留了。【17】对此，赞成保留死缓的学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死缓制度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刑罚制度，尽管有需要完善之处，但是应当继续保留下去。【18】关于死缓政策的争论，对于全面认识死缓制度，最终促使死缓制度的立法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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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缓政策确立和推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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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死缓政策的确立，端正了“镇反”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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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死缓政策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端正镇反中存在的错误认识，防止镇反运动出现偏差。在镇反运动中，先是发生了“宽大无边”的右倾错误，存在着该杀的未杀，杀得不及时；重罪轻判，看管不严；该关未关，该管未管。纠正右的倾向，就是在镇反中加大打击力度，尤其是对该杀的反革命分子坚决处死。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防止出现“乱打乱杀”的左的错误，中共中央又提出了死缓政策。通过纠正“右”的偏向，加大了镇反中的打击力度，通过死缓政策来防止“左”的偏向，保证了镇反运动在正确的方向指引下进行。因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尽管死缓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杀人的作用，也体现了长期以来我党坚持的“少杀”、“慎杀”思想，但并不是以“少杀”为目的提出来的，而是为了配合镇反运动的整体运行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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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死缓政策的贯彻，推动了死缓在全国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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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反运动初期，主要依照195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但由于条例中没有关于死缓的规定，在对待是否处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上，曾一度出现了“宽大无边”的倾向，影响了镇反运动的效果。死缓政策的提出，不仅在思想上对镇反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在实践中推动了死缓在全国的普遍适用。1951年，北京市在处理反革命罪犯时，对反革命分子分类进行了处理：第一部分是要处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共有221人），他们包括罪恶很重的汉奸、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特务、恶霸地主、匪首、惯匪、反动会道门头子。第二部分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这一部分有47人。原来提议判处死缓的为59人，经过市协商委员会审查，认为内中有12人似应判处死刑，是否判处缓刑还要考虑。第三部分是需要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共218人。天津对56人判处了死缓。东北沈阳市也判处了18名罪犯死缓。西安市在处理反革命分子时，将反革命分子分为五类处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判处无期徒刑；判处不同刑期徒刑；判决取保释放后予以管制。【19】上述情况表明，尽管死缓在适用对象上仅限于反革命分子，但从地域上看已经在全国得到了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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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立了适用死缓的基本理由，奠定了死缓法律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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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革命分子判处死缓的理由是：他们与第一部分反革命罪犯比较起来，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或者他们的罪行，虽然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故可以在判处死刑后，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改造。如果他们在这两年内真正转变得好，政府可以考虑将他们改判为无期徒刑；如果将来真正改造得更好，即悔改得彻底，还可以考虑再减刑。但在两年中如果转变得不好，拒绝改造，仍然可以也应该坚决执行死刑。如北京市判处的“军统”特务刘鼎昌，曾担任军统重庆等站电台少校主任，先后侦测苏联大使馆及领事馆电台，截抄军调部中共代表电报，成立电话监听小组。解放后，焚毁特务证件。被逮捕后，因表示悔改，并交出反动组织文件九件，检举特务二百余人，故法院判处他死缓。当时，“没有血债”、“真诚悔改”是判处死缓的基本理由，经过演变后被法律规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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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了死刑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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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缓政策的推行和制度化，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死刑制度，使判处死刑和最终实际处决产生了缓冲空间，对于人们理解死刑和完善死刑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死缓从最初的政策性指示，逐渐被吸收进法令性文件，并最终形成了法律条文规定；其适用对象从反革命分子到贪污犯罪分子，最终适用于所有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应当说，死缓能够成为中国刑法制度中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是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果。正因为死缓制度是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确立和完善起来的，所以才具有了长期的生命力，并可能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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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缓制度刑事立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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