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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半种地文约人某某，今半种到某某名下地几亩，同中人言明夏秋两季收粟若干，两家平分，全年地课与租地人无干，恐口无凭，立半种地约为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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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傍青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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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傍青文约人程贵，因手无地耕种，央烦来人说允，找到三道林屯民人张绍德名下地三段，按牛俱亩计地三十六天，内有房园一所，周围院墙土平房贰拾壹间，苍房拾贰间，泥抹小修，地户经理，若有大招大盖之时，地东经营。同众言明，每年秋后粮石草柴，俱各两家均分，内有押契钱叁仟吊整，其钱笔下交足，一种三年为满。至期若有不招不种之时，地东将押契钱给地户到出，钱无息利，原按土黄粪给地东留下，不与地户拉出。此系两家情愿，各无返悔。若有返悔者，有来人一面承管。恐口无凭，立傍青文约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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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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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允人 邢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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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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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纸 壹张 中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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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拾壹月初贰日 代字人 王彦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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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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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光绪叁拾贰年拾贰月初拾日立傍青文约存照[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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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租佃的特点是：佃户只出劳力（有的还出种子和肥料），地主出生产资料并安排、监督生产活动，收获按比例实物分成。佃户在劳动形式上类似雇工，但在法律地位上不属于“雇工人”等级；地主一般不能完全支配他们的劳力和人身，但实际上又往往把他们当作奴隶对待，甚至“有百倍于奴隶”[37]者。这个特点，在明清文献、档案中有许多记载，乾隆四年（1739）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奏折上的一段话最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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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南省江北各属亦多如此。大江以南，则多系计亩收租……北方佃户，居住业主之庄屋，其牛、犁、谷种间亦仰资于业主，故一经退佃，不特无田可耕，并亦无屋可住，故佃户畏惧业主，而业主得奴视而役使之。南方佃户自居己屋，自备牛种，不过借业主之块土而耕之，交租之外，两不相问，即或退佃，尽可别图，故其视业主也轻，而业主亦不能甚加凌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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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佃户，在直隶、河南俗名“把锄”“把牛”，内蒙俗称“伴种”，在山西一些地方又叫“半分”，东北还有称为“分开”“镑外青”的。他们和雇工的区别有二，一是出有部分种地费用，二是在家吃饭，而后者是最主要的。凡是一切食用由地主供给，收获分成的“镑青”，又叫“镑内青”，是雇工。因此，此类佃户和雇工（长工）可以互相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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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江西、湖南、浙江、江苏、福建、河南、广东的一些地区，还存在和奴隶制、农奴制残余相结合的租佃制，史学界一般称为庄仆制或佃仆制。这种租佃制有不同的类型，在各地的表现也很不相同，其共同点是佃户具有奴仆身份，在租地佃耕之外，必须为主家提供多少不等、名目不一的力役劳动。这类佃户有独立生产经营权利，但人身依附关系极强，通常被地主随同房地转让，而本身没有转佃自由。他们订立的承佃契约，一般有两种格式：一是“应役”和租佃并写一契的，一是应役文书之外，单写纳租一面的租约。后者和一般租佃制下的佃约相同。下以安徽徽州休宁“庄仆”的租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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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都七图立租约人徐应奎，今租到程名下山、园乙业，土名七伯林。迭年共议支纳豆租五升正，立此租约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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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正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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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租约人 徐应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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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 徐应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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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书人 徐应月[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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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受到当时社会上占主流的一般租佃制的深刻影响。这种格式的“庄仆”佃约，在万历年间即已存在，清代更为普遍，这是和庄仆制走向衰落的趋势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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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必须指出，明清时代的土地租佃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使用书面契约，而是使用“口头契约”，即由主佃双方（有的还需要中人或乡邻在场）当面言议，约定租佃条件，直接成立租佃关系。但口约的条件，遵从当地的“乡规”“俗例”，和书面契约关系并无二致，所以，它也是租佃契约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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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契约一般流行于经济、文化落后或阶级分化不甚明显的地区或村落；在经济、文化虽较发达的地方，土地十分贫瘠的地块或乡族内部的租佃，也同样有运用口头契约的习惯。口头契约遵从“乡规”“俗例”，手续又比较简单明白，缺乏文化的佃户害怕订立书面契约，地主会从中作弊改窜，故乐于采用；而地主对于经济收益甚微的地块，本来就不大重视，也感到没有必要多费笔墨，去履行书面契约的形式。这是口头契约在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盛行的原因。在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地方，宗族关系往往是规范一切经济行为的准则，因此使用口头契约既是维护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一种手段，即保持族内、村内“敦睦”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不愿撕破情面要求订立书面契约；同时又是以乡党的裁决作为口头契约双方履行租佃条件的保证。口头契约发生纠纷，一般是在中邻、亲族内部解决，但也有酿成命案，经由官府处理的。这时，官府一般也承认口头契约的效力，遵从地方“乡规”“俗例”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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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劳动力的雇佣与雇工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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