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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买卖是私人之间发生的经济行为，但它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条件而孤立进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统治是通过公的——国家政权，以及私的——乡族势力两个系统实现的，所以土地买卖向来受到社会上公的和私的两方面的制约。税契和过割，是公的方面的制约的一种表现。从晋代以来，税契和过割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钱粮的征收，是封建政府的财源所在，因此也是官府繁重的经常性的工作，由此而产生大量和土地契约相关的官文书。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在官方档案里，在县级官吏和钱粮师爷所留下来的公牍中，屡见而不鲜。但是，要充分利用这些中国正统史学所不屑一顾的资料，只有弄清这些官文书，方能窥透奥秘，“化腐朽为神奇”。官府钤印的卖田“红契”及其附属的官文书，是具备完全法律效力的文件；“白契”在实际生活中也具有产权证明的性质，但从法学观点看它只是不完全的文本。在特定的条件下，如付诸诉讼时，“白契”的产权证明效力便受到影响，甚至于被否定，从而有改变现实产权关系的可能。在一般的情况下，比如没有权势或以作弊手段隐匿田亩、逃避钱粮，履行税契过割是订立土地契约不可缺少的附加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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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来，税契后粘附土地买卖契约末尾的官文书，称为“契尾”。“契尾”初无定式，元时和明代前期，由各县自拟行用。正德时，明廷废止官板契本，颁行官板户部契尾，使契尾的格式规范化。下引徽州府黟县的实例，可能是户部契尾未降之时，该县根据官板户部契尾格式自行印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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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徽州府黟县，检会到《大明律》内一款：“凡典卖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钦此。”钦遵外，今据本县四都二图孙逵状告，正德元年十二月内，用前价四十五两，买到本县四都二图军人王雄等户内经理霸字三百五十七号地二亩，土名坐落古筑村心，四至明白。赴县印契，除将买主卖主查审明白，取各供词在卷及验照例折纳银钞收讫外，所有契尾须至出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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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给付孙逵收执。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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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三年正月 日 吏司吏 典吏 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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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契尾未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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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本府州过□用□在，印刷鲜明，收贮严密。如有告争田土等项，比对契尾不同，则依假造□本例，□径自查究施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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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除一些边远地区继续使用官板契本（契根即契尾）外，各县一般都依据部颁契尾格式印造使用，但执行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嘉靖二十一年（1542），徽州府以“各县税契并无银两贮库，多是署印官员并该房吏典侵银入己，盗用印信”，改由府给印信号纸，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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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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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徽州府为税契事。伏睹《大明律》内壹款：“凡典卖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钦此。”钦遵外，今访得各县税契并无银两贮库，多是署印官员并该房吏典侵银入己，盗用印信，拟合议处。为此，本府出给年月印信号纸，发仰该县收贮，如遇买主税契，每两收银叁分贮库，填入循环文簿，送府查考。故违者，依律究治。须至号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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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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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给付买主 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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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一年 月 日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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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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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一年（1552），徽州祁门县官印契尾，规定：“今给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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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契尾一纸，粘附本契照证，以杜隐射奸弊，须至出给者。要有本县亲笔花押，大书税明二字为真。”[67]嘉靖四十一年（1562），徽州府再行使用府印号纸，“拟合就行刊刷契尾，置立文簿，编成字号，送印发县”[68]，隆庆五年（1571）后，仍称契尾。万历四十八年（1620）正月起，户部下令改用府印契尾，徽州府遂“仰县官吏即照颁发鸳鸯契尾，如式刊刻印刷，并编定字号、文簿，送府钤印……大纸给付买主，粘契收照，小纸同簿申府类报……若以县尾而无府尾者，不得朦胧推收，致减国课”[69]。崇祯六年（1633），明廷废止府印契尾，改用巡抚契尾，崇祯八年（1635），又废契尾而行户部契纸。明亡后，南明各小朝廷行用的税契凭据各不相同，如唐王隆武政权在福建地区行用的是“合同税契单”[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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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契尾”，始于顺治四年（1647），由都察院印发各省，分发各州县地方官，在办理税契手续时使用，分两联：“大尾”粘连原契，用县印盖给，与业户收执；“坐尾”由官府存根备查。康熙四十三年（1704），“契尾”改由各省布政使司印发。清初对“契尾”的使用几经反复，到乾隆年间稳定下来，形成全国统一的官文书。在此之前，各省州县曾单独颁用规格不一的税据。以江苏[71]为例，康熙年间使用过“粘契照”。下面是长洲县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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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契用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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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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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洲县为兵饷之缺额等事。案奉院司府宪行到县，查将田房税银征解充饷等因。奉此，合行收解。今据 都 图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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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康熙 年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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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除登流水并给完照外，合用粘契照，须至印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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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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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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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初年，使用“业户税票”，如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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