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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见人 大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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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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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英荣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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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引各契中，“顶”和“退”“寄”的双方都是佃户。契约本身所反映的地权转移形式，与一般的土地买卖并无二致，都是一种独立的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但是，由于买卖的对象是佃耕的土地，因之采用了“退帖”“杜顶首”“寄佃”等特殊的契约形式，以示与一般的土地买卖有所区别。“顶”和“退”“寄”最初只是在佃农之间“私相授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到社会的公认，成为一种独立的地权转移形式。如江苏省的“田面”，就是这样演变而成的。乾隆四年（1739）两江总督那苏图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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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陋习，佃户佃田有送上首佃户顶首钱名色，故业主欲更换佃户，彼必索取他佃之顶首钱。如不遂欲，即霸占不容耕种，每致因此讦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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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顶首钱”的存在，地主在事实上难于“更换佃户”，只好听任佃户自由转让佃耕的田地，从而导致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形成了佃户的“田面”权。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江南征租原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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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户揽种包租田地，向有取用顶首等名目钱文，名为田面。其有是田者，率多出资顶首，私相授受。由是佃户据为己有，业户不能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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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顶首”而产生的“田面”，由最初在佃户之间“私相授受”，到最后“佃户据为己有，业户不能自主”，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清代各地广泛存在的“转租”“转顶”“转典”“转佃”等地权转移形式，在多数情况下，都属于佃户之间“私相授受”的行为。这些都是从永佃权向“一田两主”过渡的中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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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户之间互相转让佃耕的土地，除了采用“顶”“退”“推”“揽”等契约形式，在一些“一田两主”关系较为普及的地区，有时则直接采用卖契。闽北地区转让田皮用卖契的事例，可参见拙编《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26]。安徽徽州地区转让粪草田皮亦用卖契，如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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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出卖契人汪六寿兄弟，原承祖粪草田皮乙号，土名岭下坞，现方祖寿、祖发二人耕种，递年硬交谷贰秤八斤，因无银用度，托中出卖与琏相公兄弟名下，前去入佃营业，当得价银 两正，在手足讫，其田耕种之人，秋收挑送上门交纳，如有抛荒短少，听东家另召耕种，今欲有凭，立此卖契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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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三年四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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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出卖契人 汪六寿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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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中 连意东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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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田皮”“粪草田皮”之类的买卖行为，已被公认为一种独立的所有权买卖，而不再是佃户之间的“私相授受”。在这些地区，不仅在“一田两主”的情况下，两种所有权可以分别买卖，甚至在一田一主的情况下，也可以分别出卖两种不同的所有权，由之而有“一田两价”“一产数卖”。江苏武进《毗陵薛氏南河分汝雍公支谱》卷一记一田“下脚”（田底）和“上脚”（田面）的分别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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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年 月，朱允明来下脚田一亩，卖契一纸，计价银拾捌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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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朱允明下脚找契一纸，计价银肆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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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朱允明吐退下脚契一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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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年四月，朱堵氏来杜卖契一纸，计价钱捌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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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盛韶《问俗录》卷三记载福建仙游县的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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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分根、面。根系耕佃纳租，极贵；面系取租完粮，极贱。买卖田房，一日并立三契，将契价分碎。先写根契，价为上等；次写找契，价为中等；终写面契，价斯下矣。契成匿不投税，被官逼迫不得已，以面契税，故粘尾多而税价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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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买卖田房，一日并立三契，将契价分碎”的做法，并不完全是为了逃税，而是民间实际流行着“田分根面”及索取“找价”习俗，所以才需要“一日并立三契”，表明各种所有权已经全部卖断。更有甚者，清代福建还有一种契约上专用的“俗制字”，以表明所有权买卖的不同对象。《闽杂记》卷八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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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俗田有皮骨之分。买卖皮田者，契上书字，田字去左一直，读若爿；买卖骨田者，契上书字，田字去右一直，读若棱，皆俗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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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的创造和使用，可知“皮骨”分卖，是清代福建土地买卖中的正常形式。与之相反，如果两种所有权一次卖尽，却要在契上写明“皮骨田”“根面全”或“大小全租”等字样。这时的地价，实际上也包含了两种所有权的价格。在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也都有这种“一田两价”或“一田两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