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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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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赔契人林辛龙，有自置阿猴路头埔园乙所，今因乏银费用，托中引就赔与彭廷观耕作，时价共银六两正。三面言定，其银即日同中交讫，将园付银主掌管耕作，不敢异言多端。恐口无凭，今立赔契付执为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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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银即日同中收过契面银六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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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见人 方治兄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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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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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 赔契人 林辛龙 押[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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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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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赔批人彭文进，用价自创有新兴海丰庄武平廍牛蔗分壹只，园大小伍丘，年间纳租糖壹千贰百伍拾斤，车工又纳银陆钱。今因不成耕作，情愿出赔，实欲价银叁拾玖两柒钱正。托中引到蔡宅前来承赔，依口出得价银不减。其银即同中收讫，其园随付蔡家前去管正耕作输租。中间并无典当他人、来历不明等情；如有不明，系彭文进承当，不干蔡家之事。口欲有凭，立契存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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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即日收过契内银完足并上手契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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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糖租俱无拖欠斤两，如有欠，亦系文进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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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人 林士锦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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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 林思澄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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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肆月十四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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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契人 彭文进 押[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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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内虽未书明“田底”字样，但立契人利用契约的法定形式，独立地将所耕土地转让他人“掌管耕作”，收取赔价，表明他实际上拥有田面权，赔价实际上就是田面价银。乾隆初年以后，开始出现“任佃退卖”的“田底”，“一田两主”逐步成为台湾土地关系中的通例。试见下引两份有关清代台湾“一田两主”的不同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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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乾隆四年业主周添福的“给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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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给佃批南崁虎茅庄业主周添福，有前年明买番地一所，土名虎茅庄，经请垦报课在案。今有佃人叶廷，就于本庄界内虎茅庄认耕犁份二张，每张以五甲为准，不得多占埔地，抛荒误课。开筑圳水，佃人自出工力开水耕种，年所收稻谷及麻豆杂子，首年、次年照例一九五抽，每百石业主得一十五石，佃人得八十五石；至第三年开成水田，照例丈量，每甲约纳租谷八石满斗，虽年丰不得加增，或岁歉不得短少。务备干净好谷，听业主煽鼓，约车至船头交卸；如有短欠租谷，将田底听业主变卖抵租。若〔无〕租谷拖欠，日后佃人欲将田底别售他人，务须向业主言明，另换佃批顶耕，不得私相授受，合给批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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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年十二月 日给[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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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隆三十二年业主刘振业“立给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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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给佃批业主刘振业，缘本宅南港仔庄尾原界内开垦未透旷地一所，今有谢茂开前来承佃，认垦犁份半张，明议定丈篙一丈四尺五寸为一篙，每张犁份并屋场、菜园、禾埕、圳路在内，以六甲为准。其租，首、二、三年照台例一九五抽得，供纳社番口粮粟；至供成水田日，按甲纳租，每甲纳租粟八石，无论年成丰歉，业佃不得加减。其租务要晒干风净，早季完明，送至业主公馆交纳上仓。若其佃人欲退卖下手，先报明业主清完租粟之后，听佃退卖，业主不得阻难。再议明：开筑大埤圳，三年之内，工资费用银两四六均分，业四佃六；三年之后，系佃自理。口恐无凭，立给佃批，付执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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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二年十月 日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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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二契表明，从乾隆初年起，台湾的地权分化，往往不再经由永佃权的发展阶段，而是直接形成“一田两主”关系。佃农通过投资开垦土地，不仅是取得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而且在一开始就拥有对“田底”的所有权。但是，上引二契所反映的“一田两主”关系，在发展水平上又略有差异。在契约（一）的情况下，佃户虽有权将田底别售他人，但要通过业主“另换佃批顶耕，不得私相授受”，可见他对“田底”尚无充分的所有权，不能自由转让。这可以说是“一田两主”的初级形态。在契约（二）的情况下，佃户要把垦耕之田“退卖下手”，不必经过业主认可，而是“听佃退卖，业主不得阻难”，可见他对“田底”享有较充分的所有权，可以随意处分。这已经是“一田两主”的完备形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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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概述，我们可以看到从永佃权向“一田两主”的转化，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二者之间存在各种中间形态，表现出“无数色层”。而且，各地实现这种转化的时间有先有后，在同一时期内往往是永佃权和“一田两主”及其各种中间形态并存，体现了各地区之间地权分化程度的不平衡。然而，透过这种种特异的现象，我们可以找到从永佃权向“一田两主”转化的一般规律，即从“私相接受”佃耕的土地开始，经过田主承认“佃户”的田面权但不准自由转让的初级形态，到“佃户”获得转让田面权的完全自由，并形成“乡规”“俗例”，得到社会的公认。这也是明清时期地权分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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