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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力坌”的存在说明山主对于庄仆，已经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强制，具有地主佃户租佃制的色彩。正如上引《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中所述，山主是否依照乡例给予庄仆“力坌”，关系到山场的兴废，单纯依靠经济外强制，不能刺激庄仆的生产兴趣，因而也就无法保证山场的收益，由此反映了庄仆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和落后的庄仆制度的衰落。有的庄仆正是从占有“力坌”开始，扩大私有经济而最终挣脱主仆名分的。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力坌”的出现是庄仆经营山场史上的新因素，是明清时代庄仆经济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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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场租与外来棚民垦种，是祁门山场经营的另一方式。“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28]祁门县在明代是否已有棚民垦种山场，史无明载。据道光《祁门县志》所说，清中叶棚民垦山种植苞芦，已经引起水土流失、山林减少、河流不通舟楫的后果[29]，可知棚民垦种山场规模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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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民向山主租山，必须订立租约[30]，其租价以栽种经济作物为最高。租山锄耕苞芦、杂粮，租价一般以文计算，如于潜人许正明嘉庆五年（1800）九月所立承租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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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承租约人许正明，今承到凌凤鸣名下……是身承去开挖锄耕苞芦，三面言定，递年交纳租钱壹百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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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敦仁等嘉庆六年（1801）七月所立租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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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租约人陈敦仁同伙，今承到祁邑凌荣户名下……是身承去入山开挖锄耕杂粮等项，三面言定，递年交纳租钱六百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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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租种经济作物则不同，租价一般以两计算。如嘉庆六年二月初八日，汪、凌、胡、黄四姓相商，将山“出租与二人名下。起棚开挖，锄种生姜、青靛，而言定酒水银拾贰两正，每年硬交租银四两”。陈敦仁还单独租山，其租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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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承租约人潜邑陈敦仁，今承到汪、凌、黄、胡四姓名下……是身承去入山开挖起蓬，锄耕青靛、生姜，三面言定，递年交纳租钱壹两八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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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山场租价的高低取决于经济的收益，而经济收益的多寡又取决于市场的价格。这样，棚民租种的山场，从一开始就卷入商品经济的旋涡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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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民以高价租种山场，是以货币的权力侵蚀封建的土地权。山主不必亲自管理生产，又能获取优惠的进项，这不能不说具有巨大的引诱力。徽州地区山场的山租，大都是因为山主“贪利”而得以实现的。这种引诱力，也使宗族的族产山被族中支丁“无赖不肖之徒”，“勾串外来棚民，潜行立约，租与开垦”[31]。而且棚民还以重金贿通官吏，得以免加驱逐。这就在一定的时期内，出现货币权力使封建官府和乡族势力的权力失效的情形。乾隆至道光年间，徽州各县棚民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据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一文记载：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婺源、绩溪六县，“共棚一千五百六十三座，棚民八千六百八十一丁口，其随时短雇帮伙工人，春来秋去，往返无定，多少不一，难以稽核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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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货币权力的侵蚀作用还是有限度的。在封建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棚民的货币力量往往被各个击破，在讼案中最终以失败告终。道光《徽州府志》载有休宁县棚民被逐的案例，便是明证。因此，徽州的棚民经济，也和其他地区一样，具有大起大落的突发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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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的棚民数量，在整个徽州地区占据首位。据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所载道宪杨懋恬的清查，各县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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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道光《祁门县志》却未见载棚民活动的具体材料，对官府之查禁亦仅笼统言之，只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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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二年丁卯，定安徽各属私召异籍之人开垦及棚民承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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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六年，缉捕棚民，棚民拒捕伤差。安徽巡抚广厚委安庆府姚鸣庭会同本府成履垣、东山营参将督缉，棚民遂遁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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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御史孙世昌奏，申禁徽属棚民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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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这方面的实例应当不少，可惜现时已难以觅齐了。我在徽州民间文约中见有一份祁门案卷，所述棚民的活动与休宁、黟县、绩溪诸县具有共同性。下面拟以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八日祁门县正堂张《讯详洪大由控郑国卿等讹诈送县私押并录递解后复来踞种缘由稿》[33]案卷，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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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案卷公文，收有棚民租种祁门紫溪源山场一案状供各词。由此可知，紫溪源一带山场在乾隆以前就有棚民租种，乾隆时奉禁“毋许私种苞芦”。乾隆六十年（1795），山主十六都锦城约、清溪约和十五都奇峰约三约人，以“锄种苞芦为害”，复立《合同文约》公禁。迨至嘉庆八年（1803），“胡道盛佃种祁门县陈家坑倪姓贞一、崇本二祠公山”[34]。嘉庆十三年（1808），胡道盛将山顶佃于怀宁人洪大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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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由呈词：“十三年，顶身佃种，比凭倪昭泰、倪前镗等付顶银三百两，顶约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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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禀为藉禁串宪，欺凌可，恳恩饬追事，内称：“嘉庆十三年，倪昭泰、倪前镗等，诱身与宋焰南等出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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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供：“小的怀宁县人，在治下种山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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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主”倪昭泰、倪起焕、倪前镗，系十六都锦城约倪贞一堂秩下，倪其林系倪崇本堂秩下，所租紫溪坞山场原为郑、倪二姓管业，立约公禁，而倪姓以租价一百三十两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