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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租种经济作物则不同，租价一般以两计算。如嘉庆六年二月初八日，汪、凌、胡、黄四姓相商，将山“出租与二人名下。起棚开挖，锄种生姜、青靛，而言定酒水银拾贰两正，每年硬交租银四两”。陈敦仁还单独租山，其租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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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承租约人潜邑陈敦仁，今承到汪、凌、黄、胡四姓名下……是身承去入山开挖起蓬，锄耕青靛、生姜，三面言定，递年交纳租钱壹两八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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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山场租价的高低取决于经济的收益，而经济收益的多寡又取决于市场的价格。这样，棚民租种的山场，从一开始就卷入商品经济的旋涡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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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民以高价租种山场，是以货币的权力侵蚀封建的土地权。山主不必亲自管理生产，又能获取优惠的进项，这不能不说具有巨大的引诱力。徽州地区山场的山租，大都是因为山主“贪利”而得以实现的。这种引诱力，也使宗族的族产山被族中支丁“无赖不肖之徒”，“勾串外来棚民，潜行立约，租与开垦”[31]。而且棚民还以重金贿通官吏，得以免加驱逐。这就在一定的时期内，出现货币权力使封建官府和乡族势力的权力失效的情形。乾隆至道光年间，徽州各县棚民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据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一文记载：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婺源、绩溪六县，“共棚一千五百六十三座，棚民八千六百八十一丁口，其随时短雇帮伙工人，春来秋去，往返无定，多少不一，难以稽核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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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货币权力的侵蚀作用还是有限度的。在封建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棚民的货币力量往往被各个击破，在讼案中最终以失败告终。道光《徽州府志》载有休宁县棚民被逐的案例，便是明证。因此，徽州的棚民经济，也和其他地区一样，具有大起大落的突发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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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的棚民数量，在整个徽州地区占据首位。据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所载道宪杨懋恬的清查，各县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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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道光《祁门县志》却未见载棚民活动的具体材料，对官府之查禁亦仅笼统言之，只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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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二年丁卯，定安徽各属私召异籍之人开垦及棚民承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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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六年，缉捕棚民，棚民拒捕伤差。安徽巡抚广厚委安庆府姚鸣庭会同本府成履垣、东山营参将督缉，棚民遂遁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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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御史孙世昌奏，申禁徽属棚民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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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这方面的实例应当不少，可惜现时已难以觅齐了。我在徽州民间文约中见有一份祁门案卷，所述棚民的活动与休宁、黟县、绩溪诸县具有共同性。下面拟以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八日祁门县正堂张《讯详洪大由控郑国卿等讹诈送县私押并录递解后复来踞种缘由稿》[33]案卷，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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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案卷公文，收有棚民租种祁门紫溪源山场一案状供各词。由此可知，紫溪源一带山场在乾隆以前就有棚民租种，乾隆时奉禁“毋许私种苞芦”。乾隆六十年（1795），山主十六都锦城约、清溪约和十五都奇峰约三约人，以“锄种苞芦为害”，复立《合同文约》公禁。迨至嘉庆八年（1803），“胡道盛佃种祁门县陈家坑倪姓贞一、崇本二祠公山”[34]。嘉庆十三年（1808），胡道盛将山顶佃于怀宁人洪大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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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由呈词：“十三年，顶身佃种，比凭倪昭泰、倪前镗等付顶银三百两，顶约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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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禀为藉禁串宪，欺凌可，恳恩饬追事，内称：“嘉庆十三年，倪昭泰、倪前镗等，诱身与宋焰南等出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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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供：“小的怀宁县人，在治下种山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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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主”倪昭泰、倪起焕、倪前镗，系十六都锦城约倪贞一堂秩下，倪其林系倪崇本堂秩下，所租紫溪坞山场原为郑、倪二姓管业，立约公禁，而倪姓以租价一百三十两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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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昭太等供：“该山原与郑姓立约公禁，因树木柴薪不能兴养，一时起意，出佃与汪瑞和们，得有酒水银一百三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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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瑞和供：“倪其林出租山场，租价一百三十两，立有约据。因承管不便，把山一半，出顶与宋焰南兴种，得银六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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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焰南供：“汪瑞和将山出顶一半与小的，得银六十两。”又具领状则称：“民人宋焰南、生员康秀升名下六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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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由供：“这紫溪山场，是小的同宋焰南、康秀升三殳[股]合伙，作租倪姓的，共价银一百三十两。”又叩恩鉴追遵谕愿归事，诉称：“该山租约，三人相共，康秀升等旧已呈案，是以今无约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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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六年（1811）九月初六日，监生郑日礼等以“倪昭太、倪起焕等盗召棚匪方然烈等入山搭棚，不问该生等祖业，强种不休”，具控到县。十二月，官府断倪昭太等退给汪瑞和、康秀升、宋焰南租价一百三十两，拆棚还山回籍。半年之后，洪大由以未还租价，复同胡文远等上山搭棚，兴种麻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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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生郑建周、生员郑铎等呈：“殊倪秉吉、倪吉子、倪雨占等，藐宪断为故套，仍复召棚匪胡文远、江义豊、朱万音、江斈[学]士、曹胡子等，藉贞一、崇本堂山主势焰，勾串住持匪僧青来等，内外呼应，星造棚座，强种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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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青来供：“僧人在西乡十六都中元山庵，庵内只僧一人，那出租与棚民洪大由的山，僧人无分，是倪姓的何人出租，僧人不晓得。棚民曹胡子有七根杉木寄在庵内，后来是他拿去，起了一个棚。洪大由与胡文远、江义丰、朱万音各起一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