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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祭学田和自置地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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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祭学田来源于钦赐、官拨，和皇族、权贵的庄田一样，属于官田，在法律上不得买卖。在法权观念上，钦赐、官拨于贵族地主的官田，体现了国家所有和贵族地主所有的结合。国家享有的土地权利，在于它可以随时任意处置这些土地，如赐、拨时把国家应征的钱粮转移到某一贵族地主手中，在必要时可以随时籍没回收。这种权利，不能说成仅是粗暴干涉土地所有制的皇权、主权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权力，而是包含了隐蔽地存在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土地所有权，只能说这种权利是不完整的，它能否得到充分的实现，还要取决于王朝的盛衰、贵族地主势力的消长等因素。同样，由于国家土地所有权的附着，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也是不完整的，它的充分实现与否也受着客观社会条件的种种制约。这种情形，决定了封建专制国家和贵族地主在土地权利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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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祭学田的买卖，是贵族所有的土地权利对国家所有的土地权利的侵蚀和挑战。孔档中没有买进祭学田的直接记载，但充分显示了孔府利用历代钦赐土地数目和顷亩计算上的含混不清，把大量占夺的、进献的以至自置的土地塞进祭学田的名下，从而享有祭学田豁免钱粮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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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钦赐祭田数目上的作伪，最突出的是所谓洪武二年（1369）赐田二千大顷。据齐武同志的研究，最早的记载见诸孔胤植编《阙里志》（自称成书于崇祯六年，清代刊行），但考证历代记述，由宋至元的赐田数目加在一起，假定它分毫没有损失，也只有九百九十四顷。成书早于孔编《阙里志》的明朝官方文书如《明实录》《明会典》，官、私著作如《明史》《国榷》、万历《兖州府志》和《阙里志》、崇祯《曲阜县志》等，都没有所谓明初赐田二千大顷的记载，考之当时的制度和历史事实，亦都不吻合。[1]清代孔府以此作为恢复旧业的标准，就不能不大量地侵夺民田、官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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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顷亩计算上以小当大，也是扩充祭学田的一种重要手法。鱼台县如独山屯祀田，据崇祯戊寅年（1638）衍圣公孔胤植所立碑记，四至东至防岭，南至达达店，西至温水河，北至凤凰山，共大顷二百三十八顷，即小顷七百一十四顷。[2]但到清顺治八年（1651）所竖石碑，四至相同，而地数变为大顷七百一十四顷，分作小顷二千一百四十二顷。一字之改，占地面积扩大了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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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钦赐、官拨的数额，包括作伪篡改得以扩充的部分在内，由于王朝变更、农民起义等政治上的原因，或佃户抛荒逃亡，管庄人、富佃的隐匿侵占、变卖等经济上的原因，还有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又往往导致失额。每次查找“迷失”补额，也势必把一大部分原非祭学田的民田、官地划入。这样，祭学田的所有权来源远比法定的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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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祭田大量的赐拨，一般在王朝更迭时期。明初和清初，封建政府为补充孔府祭田的失额，调拨了不少无主荒地。同时，原来的祭田也有相当的一部分成为荒地，需要垦殖。垦荒的办法，一般说法是“拨五百户，凑人二千丁，见丁百大亩”。但从当时的生产力看，这在实际上是办不到的。[3]根据孔档提供的资料可以判断，招徕流民或“有力之家”认垦，是相当重要的一种手段。明初，所谓“拨足”二千大顷，据称是“荒田创垦”[4]的，因资料不备，无从详述。清初，如泗水县西岩庄，据顺治十年十二月（1654）张鸣嵩所递《西岩庄九年春秋租总册》[5]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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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西岩庄原地四顷五十六亩四分……自顺治八年八月大兵剿洗过，老爷发告示一张，招人开垦地亩，方招地户七家，开地十三亩，俱种麦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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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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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春间开地三十二亩，每亩秋间收租五升，共收租一石六斗，交作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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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滕县庄地，明末“寇乱兵荒，佃逃地荒”，孔府在清顺治九年（1652）“奉文招垦荒田”，“本府多方招徕，于本年[顺治十年（1653）]招集佃户复开垦（滕县）庄地二十四顷余亩”[6]。巨野县之巨野厂，顺治十一年（1654）《巨野柜交粮银册》[7]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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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新开地二亩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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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甲）新开地八十三亩一分三厘三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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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甲）新开地五十二亩七分一厘三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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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甲）新开地七亩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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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甲）新开地十五亩五分三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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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一年《巨野厂租银地册》[8]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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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小厂）十年开荒，十一年承租地二十四亩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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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楼）十年新开荒地，十一年承租地一顷二十四亩五分五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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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大厂）十年新开，十一年承租地一顷二十三亩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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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庄）新开地一十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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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有力之家”认垦的场合，祭田的赐拨无异于官府给予垦照，孔府事实上类同于民间领照给垦的“团头”“垦首”，认垦之人出资，“地亩亦非亲自耕耘，招人代种”[9]，自然就有了田面权，因此在这部分垦地上便出现了“一田两主”的形态。在招募佃户直接垦荒的场合，由于佃户出了“工本”，从而实际上也得到了永佃的权利。孔府为保证劳动人手，往往也许诺佃户“如果能勤力，本府自令久于耕种，不轻易佃”。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赐拨的荒地中，有一部分是农民在战乱时占耕或未向官府领照擅自开垦出来的，在赐拨之后仍由原占有者耕种，这些由自耕农转化的佃户实际上也享有田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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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赐拨之外，孔府为增益祭田，还领垦了部分无主荒地。如顺治年间，孔府在东平州拨补“以资祀用”的德藩废地二十三顷附近，“外余荒地，本府通行认佃，捐资开垦，殆至七十余顷”[10]。汶上县德藩废地，内有抛荒地九百四十顷亩，孔府“遵劝垦，期足额课”[11]，先后垦成了三百五十余顷，“再查东省造送抛荒地亩册开汶上县一例，实在可垦地二十顷九十八亩，又一例实在可垦大粮地一十九顷七十一亩，又一例实在可垦地荒田地九十五亩，又一例实在可垦学田三十二亩”[12]。康熙年间，孔府在东平州联合寿张村一带垦户合伙认垦了安山湖田一百六十顷，实际溢额垦成二百零四顷。参加合伙认垦的“垦户”，有土地所有权，他们所有的垦地并不在孔府垦地之内，但当他们因所有权互争不下，而将垦地“钱粮借圣府名挂着”时，事实上垦地则已转化为祭田，实际土地所有者保留了田面权。这样，在认垦的土地上，也存在“一田两主”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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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祭田还有一部分来源于“进献”和“诡寄”。“进献”“诡寄”者，有的是自耕农，有的是地主，他们“献”出土地而“甘居佃户”，从而也保留了田面权，成为二地主或田面主兼佃农。因此，在进献地中，也大量存在“一田二主”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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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地买卖的渠道补充和调整祭田，是另一种重要手段。这是运用民间盛行的契约形式进行的。明朝末年，“本府向因祭田缺额，于崇祯二年（1629）十月，价买兖州府东平州平人赵可用庄地一处，凭中议价三千八百两。缘可用无嗣，择嫡堂侄孙赵国栋承继，比时虑恐后言，当唤集伊族赵生光等，面分给契内银四百两，各收贴证，过割耕种”[13]。“崇祯九年（1636）八月内，范县生员卢光霄、卢慎行业地与祭田相邻，情愿同□□赵玉骏立约，卖与本府，受价明白。”[14]其理由是所谓“圣庙祭田，临隶郓城、范县，虽今日之续置，乃为祭（下缺）切邻，不得不为公买”[15]。在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一日孔府示文中还提到，孔府前曾“着令生员孔贞宪在于丰县等处置买□□[庄田]数处，收割籽粒，以供至圣庙祭祀”[16]。清代更是如此。如顺治十年十二月初九日（1654），孔府移文滕县中说：“因连年兵荒，佃移地芜，以致祭粮匮乏，本府亦有续置庄田于各州县者，给佃承种，征租以办祖祀，余者以资本府薪水之用。”[17]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准增广孔林地十一顷二十四亩九分，免其税粮，“俱系孔府给价置买”，“内除孔〇自置地一顷一十亩八分零不议价外，孔氏并百姓地一十顷四亩一分零，每亩价银二两一钱五分，共银二千一百五十八两八钱九分零，照数给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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