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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滕县庄地，明末“寇乱兵荒，佃逃地荒”，孔府在清顺治九年（1652）“奉文招垦荒田”，“本府多方招徕，于本年[顺治十年（1653）]招集佃户复开垦（滕县）庄地二十四顷余亩”[6]。巨野县之巨野厂，顺治十一年（1654）《巨野柜交粮银册》[7]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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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新开地二亩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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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甲）新开地八十三亩一分三厘三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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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甲）新开地五十二亩七分一厘三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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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甲）新开地七亩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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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甲）新开地十五亩五分三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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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一年《巨野厂租银地册》[8]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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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小厂）十年开荒，十一年承租地二十四亩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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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楼）十年新开荒地，十一年承租地一顷二十四亩五分五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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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大厂）十年新开，十一年承租地一顷二十三亩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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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庄）新开地一十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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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有力之家”认垦的场合，祭田的赐拨无异于官府给予垦照，孔府事实上类同于民间领照给垦的“团头”“垦首”，认垦之人出资，“地亩亦非亲自耕耘，招人代种”[9]，自然就有了田面权，因此在这部分垦地上便出现了“一田两主”的形态。在招募佃户直接垦荒的场合，由于佃户出了“工本”，从而实际上也得到了永佃的权利。孔府为保证劳动人手，往往也许诺佃户“如果能勤力，本府自令久于耕种，不轻易佃”。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赐拨的荒地中，有一部分是农民在战乱时占耕或未向官府领照擅自开垦出来的，在赐拨之后仍由原占有者耕种，这些由自耕农转化的佃户实际上也享有田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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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赐拨之外，孔府为增益祭田，还领垦了部分无主荒地。如顺治年间，孔府在东平州拨补“以资祀用”的德藩废地二十三顷附近，“外余荒地，本府通行认佃，捐资开垦，殆至七十余顷”[10]。汶上县德藩废地，内有抛荒地九百四十顷亩，孔府“遵劝垦，期足额课”[11]，先后垦成了三百五十余顷，“再查东省造送抛荒地亩册开汶上县一例，实在可垦地二十顷九十八亩，又一例实在可垦大粮地一十九顷七十一亩，又一例实在可垦地荒田地九十五亩，又一例实在可垦学田三十二亩”[12]。康熙年间，孔府在东平州联合寿张村一带垦户合伙认垦了安山湖田一百六十顷，实际溢额垦成二百零四顷。参加合伙认垦的“垦户”，有土地所有权，他们所有的垦地并不在孔府垦地之内，但当他们因所有权互争不下，而将垦地“钱粮借圣府名挂着”时，事实上垦地则已转化为祭田，实际土地所有者保留了田面权。这样，在认垦的土地上，也存在“一田两主”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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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祭田还有一部分来源于“进献”和“诡寄”。“进献”“诡寄”者，有的是自耕农，有的是地主，他们“献”出土地而“甘居佃户”，从而也保留了田面权，成为二地主或田面主兼佃农。因此，在进献地中，也大量存在“一田二主”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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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地买卖的渠道补充和调整祭田，是另一种重要手段。这是运用民间盛行的契约形式进行的。明朝末年，“本府向因祭田缺额，于崇祯二年（1629）十月，价买兖州府东平州平人赵可用庄地一处，凭中议价三千八百两。缘可用无嗣，择嫡堂侄孙赵国栋承继，比时虑恐后言，当唤集伊族赵生光等，面分给契内银四百两，各收贴证，过割耕种”[13]。“崇祯九年（1636）八月内，范县生员卢光霄、卢慎行业地与祭田相邻，情愿同□□赵玉骏立约，卖与本府，受价明白。”[14]其理由是所谓“圣庙祭田，临隶郓城、范县，虽今日之续置，乃为祭（下缺）切邻，不得不为公买”[15]。在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一日孔府示文中还提到，孔府前曾“着令生员孔贞宪在于丰县等处置买□□[庄田]数处，收割籽粒，以供至圣庙祭祀”[16]。清代更是如此。如顺治十年十二月初九日（1654），孔府移文滕县中说：“因连年兵荒，佃移地芜，以致祭粮匮乏，本府亦有续置庄田于各州县者，给佃承种，征租以办祖祀，余者以资本府薪水之用。”[17]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准增广孔林地十一顷二十四亩九分，免其税粮，“俱系孔府给价置买”，“内除孔〇自置地一顷一十亩八分零不议价外，孔氏并百姓地一十顷四亩一分零，每亩价银二两一钱五分，共银二千一百五十八两八钱九分零，照数给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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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用契价买民间土地补充祭田缺额，大多是经批准合法进行的。但在更多的场合，孔府却是运用非法的欺瞒手段，把契买自置的有粮地混入祭田。如明末京东五县所治的“汤沐地”，由于清初被圈丈，孔府索性“进地”，而要求在山东“拨补”。顺治间“拨补”的山东德、鲁藩废地一变而成了祭田。又如顺治三年（1646）八月，孔府在泗水县“用价五两”买到魏庄田土一处二顷多，至乾隆初年，庄地扩充到一百四十顷，后来魏庄成了祭田十八官庄之一。嘉庆十一年（1806）发生一起魏庄佃户抗租退佃事件，泗水县曾“查该佃等均系自己祖业，投在衍圣公府户下纳租”，而孔府则辩解“系自置产业”[19]。再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六月二十日，恭公曾孙广闲等“情愿于[曲阜]东南门大街路东置地官亩拾叁亩捌分捌厘叁毫玖丝陆忽贰微肆纤，建立公祠，即将闲母所遗养赡地，一并归入祭田”。该养赡地有官亩“拾壹顷零陆亩贰分零二毫”，坐汶上县辛店东皋地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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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治私产混入祭田，其所有权从私人所有转为名义上的官田——国家所有和贵族地主所有的结合，在这种场合，国家所有的那部分土地权利是由不许买卖的规定保护了的，但是由于贵族地主的支配权较大，孔府不仅有豁免钱粮的权利，而且可以权衡祭学田的某些地段对自己的利害得失，侵蚀国家所有的那部分土地权利，将其投人民间土地买卖之中。这虽然是非法的，但却是现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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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庄田除钦赐、官拨的祭学田以外，还有大量自治私产，即所谓“蠲免地”（“无粮地”）、“例地”（“轻粮地”）、“大粮地”（“公府行粮地”）。自置私产，渠道很多，但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用价契买土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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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契约形式价买民间土地，明以前的情况不明。《阙里孔氏优免恩例》卷四载明代成化元年（1465），“孔氏名下续买民间征粮地一百十六顷五十六亩四分”，弘治十八年（1505），“续买民田二百五十三顷一十二亩三分七厘八毫三丝”。嘉靖十三年（1534），“孔氏续买民田”[22]，这显然还不是契买土地的全部。孔档中保存明代后期孔府契买土地的一些情况。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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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县原有本府置买庄地二百余顷，由万历年间历天启以逮崇祯末年，俱入优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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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五年间，用价三百九十两，买到武清县溻河甸杨有福等庄地，共计一百七十四顷……其地见有文契、税单、卖主、中证可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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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二年（1645）二月初十日，衍圣公孔胤植在《请讨京中庄地疏》中确指前代于北京附近州县“用价治有庄地”的具体数字为：漷县地一百七十八顷五十八亩并庄房，武清县地四十三顷九亩一分，又溻河涧水地五十八顷并庄房，香河县地三十二顷六十一亩四分七厘并庄房，东安县地四十四顷八十亩五分四厘并庄房，宝坻县地二十五顷八十二亩五分。[25]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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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二年五月）本府凭中说合，买到李钦宗同母谢氏□[自]己分产房宅一处，地四顷，坐落（兖州府）费县板桥社地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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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寥寥几笔，已可见明季孔府契买土地数量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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