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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此类记载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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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三年（1646），孔府用价五两，买到魏庄庄地一处。范县民人卢管等“本族共祖产荒熟地六顷，原数进卖府内”[27]。十二年（1655），孔府买汶上县郭王氏等之地。[28]康熙二十年（1681），滕县池头集阳平庄“新买孔令申地二顷五十亩”[29]。二十二年十二月（1684），孔府“用价买到济□□[宁州]南乡民许洪名下地小亩一十二顷，又刘中振等名下南乡沙土集等处地小亩十八顷，谢歧州名下地七顷六十亩，程文科名下地六顷四十亩，眼同中人照约交价，约明价足”，并履行税契过割手续。[30]次年四月，孔府发现“许洪等名下各有零星业户，明系原中通同蒙蔽”，退还原业。[31]五十年（1711），济宁州民陈起云“有养命地十亩零七分”，“价卖于圣公府为业”[32]，“价银三百二十一两，同中指地丈明交割”[33]。五十五年（1716），孔府“买董中地十五亩三分”[34]。四月内，“王日祯欲卖原庄，本府念系祖业，凭日祯叔王殿候作中，用价银一千二百五十余两买回，已经约明价足”[35]。五十九年（1720），“李家庄买孔衍缙地一顷九十三亩九分五厘九毫”[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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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九年（1731）二月十七日，孔府移文汶上县：“查贵治于东官庄任起名下行粮地小亩四十四亩二分一厘，地已归本人执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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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之妻于氏在奔父丧时，分得母家京平杂色银一万两，“携带回家，用部平弹兑得九千五百银，自又凑部平银三百六十两有零，于本年二月至四月，陆续置买庄田两处，计官亩十六顷八十五亩一分有零”[38]。虽这份自置私产后被清廷发觉来源不正，即“姻族乘机瓜分”而予以追回，但孔府夫人们自置的所谓“脂粉地”仍长期存在，且为数不少。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于氏，在道光三年十二月（1824）临终前的“遗谕”中说：“所有我养赡各庄，连粮食共入约有千金，滋阳厂一年约有五百金，洸河屯约有京钱五百千……吴寺、泉头、石井三处是汝外祖与我治的私产，三处一年不过有京钱四、五百千……薛家村之地倘宽裕，能赎出归司房，城西大庄每年所交粮食，按季全亩运归后作，添补日用，所收租银约有四、五百千。”[39]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孔府“用价买到鱼台县苗村集地方庄田一处，内有郭正心即郭垣地四亩一分四厘七毫，约明价足”，“约内载明拟[凝]静堂字样”[40]。乾隆年间刊行的《曲阜县志》卷四十一《赋役》概述孔府卷入该县土地买卖的情况时说：“计一县百姓之地共止一千二百五十顷零八十五亩五分，而孔、颜所买百姓之地，又居其半，百姓之地实不过数百顷而已。”实际进行的契买土地活动，当比上述记载多得多。与此相对应，买卖双方订立的契约也是为数甚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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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卷入民间土地买卖，其契约形式与一般的民间土地买卖相似。请看下面孔府买进土地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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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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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字郭理卿，将城里园地二十八大亩，同中人张德，卖于圣府永远为业，言过价银五十二两，当日同中交足，立约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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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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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立约[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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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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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人王鹤年，因无钱使用，今将自己城里园地六大亩五分，同中李舜卿说合，出卖于孔府永远为业。言过时值价银每亩六两，共价银三十九两正。当日交足，外无欠少，立约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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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俱 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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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人 李舜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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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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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人 王鹤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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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的民间土地买卖契约一样，出具契约的是卖主一方，契内书明土地坐落、段数、价钱等，买主——孔府眼同中人照约交价。它的手续基本上完整，“约明价足”。在土地易手之后，买主——孔府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办理钱粮过割和税契手续。孔档中亦有此类记载，如上述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1684）价买济宁州许洪等民地后，便移文济宁州“验照文契，随令里书将许洪等各名下地亩照数过割于本府府号下承粮，并希将文约肆纸，照额收税，各粘契尾用印钤盖，以便存照”[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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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土地买卖契据和一般通用的契式还不尽相同，在行文上比较含混，特别是略去了通用的民间卖田契式必须声明的有关“各无抑勒”“无债负准折”“系是二比情愿，原非逼勒”之类的字样，显然和“正买正卖”有所区别。同时，没有写明推收过割时间以及钱粮尚未过割时的着落。从契约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可以判断出买卖双方在权利义务上的不平等。从这类契约中，我们看到了贵族地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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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档在记录契买土地的有关文件中，反映了贵族地主在买进土地时的跋扈和强制，如顺治年间卢管等卖出的荒熟地六顷，原卖价仅银四十两，平均每亩不足七分。[44]这显然是战乱年头，乘人之危低价购进的。又如康熙年间，孔府在汶上县买王日祯之地，“立约交价”，但王姓不卖，以至构讼控府，可知这是一种“勒买”。[45]再如，康熙五十年（1711）陈起云卖给孔府的养命地十亩零七分，孔府迟迟“遗粮不过”，以至陈起云“每年钱粮夫米累身赔纳”，到雍正二年（1724），由于济宁州干涉才得以办理过割，前后达十三年之久。[46]这些行为，运用了贵族地主的特权和暴力强制，契据上的漏洞恰恰是在契约关系上为之大开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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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私产通过土地买卖交易取得，也在土地买卖过程中流动。自置田产投入民间土地买卖有种种原因，诸如佃户的抗租影响某些庄田的经济收益，或出于一时急需巨款，难以筹措（比如资助族人任内侵亏银两，退赔瓜分姻族银两，等等），都需要将一定的自置田产抛售。因此，自置田产和祭学田相比，具有相对不稳定的特点。孔档中保存不少出卖自置田产的记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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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曲阜县移文中说：“又据东生员呈送周公志书，内有孔氏将蠲免地卖与贰拾伍亩，以为祭田。”[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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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七年（1660），“先少保公因有急需，将汶上县庄田一处，凭叔孔泗寰作中，卖与王日祯父为业，得契内价银三百五十□两”[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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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孔府将在单县的“前明以来祖遗旧产”中的曹家集、杨家楼两庄之地，“出卖于时大龄承粮耕种，同中丈量得官亩地九顷零八亩，交价之日，当将每年应纳正银二十一两数目开明，交付时大龄前往过割。兹据时大龄来称，照二十一两之数，只过割庄中两则地八顷三十亩，其余七十亩未有着落，无从过割……现在既经丈出该二庄地有多余，可否查明科则，按亩升科，于时大龄名下，承办完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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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月间，有修绠堂卖巨邑杨家楼庄田一处，共地八顷五十亩，共卖价京钱五千四百四十文。刘永若买地五顷，刘方太买一顷零五亩，刘永清买地二顷四十五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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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孔府“慎修堂三太太向有官庄坐落（邹县）于村，历年久远，共计宅场坡地一顷四十二大亩……至嘉庆年间，有南府大爷作中，卖于孟翰博为业，彼时量得成熟地一顷三十四亩，有八亩在南河两岸，被水冲没，现有地形可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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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七年（1827），“本爵府各堂号分出（泗水县）魏庄等处地亩，因佃户历年拖欠租银，是以札饬该管庄人将该处地亩计价出售。兹据该管陆续卖出去上、中、下地共一顷二十余亩，拟合开具买主花名及地段、亩数，粘单移会过割，以便各买主照数承办粮漕，依时完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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