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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祭田还有一部分来源于“进献”和“诡寄”。“进献”“诡寄”者，有的是自耕农，有的是地主，他们“献”出土地而“甘居佃户”，从而也保留了田面权，成为二地主或田面主兼佃农。因此，在进献地中，也大量存在“一田二主”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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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地买卖的渠道补充和调整祭田，是另一种重要手段。这是运用民间盛行的契约形式进行的。明朝末年，“本府向因祭田缺额，于崇祯二年（1629）十月，价买兖州府东平州平人赵可用庄地一处，凭中议价三千八百两。缘可用无嗣，择嫡堂侄孙赵国栋承继，比时虑恐后言，当唤集伊族赵生光等，面分给契内银四百两，各收贴证，过割耕种”[13]。“崇祯九年（1636）八月内，范县生员卢光霄、卢慎行业地与祭田相邻，情愿同□□赵玉骏立约，卖与本府，受价明白。”[14]其理由是所谓“圣庙祭田，临隶郓城、范县，虽今日之续置，乃为祭（下缺）切邻，不得不为公买”[15]。在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一日孔府示文中还提到，孔府前曾“着令生员孔贞宪在于丰县等处置买□□[庄田]数处，收割籽粒，以供至圣庙祭祀”[16]。清代更是如此。如顺治十年十二月初九日（1654），孔府移文滕县中说：“因连年兵荒，佃移地芜，以致祭粮匮乏，本府亦有续置庄田于各州县者，给佃承种，征租以办祖祀，余者以资本府薪水之用。”[17]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准增广孔林地十一顷二十四亩九分，免其税粮，“俱系孔府给价置买”，“内除孔〇自置地一顷一十亩八分零不议价外，孔氏并百姓地一十顷四亩一分零，每亩价银二两一钱五分，共银二千一百五十八两八钱九分零，照数给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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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用契价买民间土地补充祭田缺额，大多是经批准合法进行的。但在更多的场合，孔府却是运用非法的欺瞒手段，把契买自置的有粮地混入祭田。如明末京东五县所治的“汤沐地”，由于清初被圈丈，孔府索性“进地”，而要求在山东“拨补”。顺治间“拨补”的山东德、鲁藩废地一变而成了祭田。又如顺治三年（1646）八月，孔府在泗水县“用价五两”买到魏庄田土一处二顷多，至乾隆初年，庄地扩充到一百四十顷，后来魏庄成了祭田十八官庄之一。嘉庆十一年（1806）发生一起魏庄佃户抗租退佃事件，泗水县曾“查该佃等均系自己祖业，投在衍圣公府户下纳租”，而孔府则辩解“系自置产业”[19]。再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六月二十日，恭公曾孙广闲等“情愿于[曲阜]东南门大街路东置地官亩拾叁亩捌分捌厘叁毫玖丝陆忽贰微肆纤，建立公祠，即将闲母所遗养赡地，一并归入祭田”。该养赡地有官亩“拾壹顷零陆亩贰分零二毫”，坐汶上县辛店东皋地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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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治私产混入祭田，其所有权从私人所有转为名义上的官田——国家所有和贵族地主所有的结合，在这种场合，国家所有的那部分土地权利是由不许买卖的规定保护了的，但是由于贵族地主的支配权较大，孔府不仅有豁免钱粮的权利，而且可以权衡祭学田的某些地段对自己的利害得失，侵蚀国家所有的那部分土地权利，将其投人民间土地买卖之中。这虽然是非法的，但却是现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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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庄田除钦赐、官拨的祭学田以外，还有大量自治私产，即所谓“蠲免地”（“无粮地”）、“例地”（“轻粮地”）、“大粮地”（“公府行粮地”）。自置私产，渠道很多，但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用价契买土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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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契约形式价买民间土地，明以前的情况不明。《阙里孔氏优免恩例》卷四载明代成化元年（1465），“孔氏名下续买民间征粮地一百十六顷五十六亩四分”，弘治十八年（1505），“续买民田二百五十三顷一十二亩三分七厘八毫三丝”。嘉靖十三年（1534），“孔氏续买民田”[22]，这显然还不是契买土地的全部。孔档中保存明代后期孔府契买土地的一些情况。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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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县原有本府置买庄地二百余顷，由万历年间历天启以逮崇祯末年，俱入优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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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五年间，用价三百九十两，买到武清县溻河甸杨有福等庄地，共计一百七十四顷……其地见有文契、税单、卖主、中证可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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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二年（1645）二月初十日，衍圣公孔胤植在《请讨京中庄地疏》中确指前代于北京附近州县“用价治有庄地”的具体数字为：漷县地一百七十八顷五十八亩并庄房，武清县地四十三顷九亩一分，又溻河涧水地五十八顷并庄房，香河县地三十二顷六十一亩四分七厘并庄房，东安县地四十四顷八十亩五分四厘并庄房，宝坻县地二十五顷八十二亩五分。[25]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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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二年五月）本府凭中说合，买到李钦宗同母谢氏□[自]己分产房宅一处，地四顷，坐落（兖州府）费县板桥社地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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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寥寥几笔，已可见明季孔府契买土地数量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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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此类记载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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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三年（1646），孔府用价五两，买到魏庄庄地一处。范县民人卢管等“本族共祖产荒熟地六顷，原数进卖府内”[27]。十二年（1655），孔府买汶上县郭王氏等之地。[28]康熙二十年（1681），滕县池头集阳平庄“新买孔令申地二顷五十亩”[29]。二十二年十二月（1684），孔府“用价买到济□□[宁州]南乡民许洪名下地小亩一十二顷，又刘中振等名下南乡沙土集等处地小亩十八顷，谢歧州名下地七顷六十亩，程文科名下地六顷四十亩，眼同中人照约交价，约明价足”，并履行税契过割手续。[30]次年四月，孔府发现“许洪等名下各有零星业户，明系原中通同蒙蔽”，退还原业。[31]五十年（1711），济宁州民陈起云“有养命地十亩零七分”，“价卖于圣公府为业”[32]，“价银三百二十一两，同中指地丈明交割”[33]。五十五年（1716），孔府“买董中地十五亩三分”[34]。四月内，“王日祯欲卖原庄，本府念系祖业，凭日祯叔王殿候作中，用价银一千二百五十余两买回，已经约明价足”[35]。五十九年（1720），“李家庄买孔衍缙地一顷九十三亩九分五厘九毫”[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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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九年（1731）二月十七日，孔府移文汶上县：“查贵治于东官庄任起名下行粮地小亩四十四亩二分一厘，地已归本人执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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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之妻于氏在奔父丧时，分得母家京平杂色银一万两，“携带回家，用部平弹兑得九千五百银，自又凑部平银三百六十两有零，于本年二月至四月，陆续置买庄田两处，计官亩十六顷八十五亩一分有零”[38]。虽这份自置私产后被清廷发觉来源不正，即“姻族乘机瓜分”而予以追回，但孔府夫人们自置的所谓“脂粉地”仍长期存在，且为数不少。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于氏，在道光三年十二月（1824）临终前的“遗谕”中说：“所有我养赡各庄，连粮食共入约有千金，滋阳厂一年约有五百金，洸河屯约有京钱五百千……吴寺、泉头、石井三处是汝外祖与我治的私产，三处一年不过有京钱四、五百千……薛家村之地倘宽裕，能赎出归司房，城西大庄每年所交粮食，按季全亩运归后作，添补日用，所收租银约有四、五百千。”[39]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孔府“用价买到鱼台县苗村集地方庄田一处，内有郭正心即郭垣地四亩一分四厘七毫，约明价足”，“约内载明拟[凝]静堂字样”[40]。乾隆年间刊行的《曲阜县志》卷四十一《赋役》概述孔府卷入该县土地买卖的情况时说：“计一县百姓之地共止一千二百五十顷零八十五亩五分，而孔、颜所买百姓之地，又居其半，百姓之地实不过数百顷而已。”实际进行的契买土地活动，当比上述记载多得多。与此相对应，买卖双方订立的契约也是为数甚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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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卷入民间土地买卖，其契约形式与一般的民间土地买卖相似。请看下面孔府买进土地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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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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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字郭理卿，将城里园地二十八大亩，同中人张德，卖于圣府永远为业，言过价银五十二两，当日同中交足，立约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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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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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立约[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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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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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人王鹤年，因无钱使用，今将自己城里园地六大亩五分，同中李舜卿说合，出卖于孔府永远为业。言过时值价银每亩六两，共价银三十九两正。当日交足，外无欠少，立约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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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俱 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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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人 李舜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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