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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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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退约邵叙，因租银不凑并无钱使用，同中人说合，情愿将官庄家东南北茔地一段，计地五大分整，出退族姓邵松龄名下耕种为业。言定时值退价小京制钱二十千整，当日交足不欠。自退之后，土上土下，尽属任主，并无族人争差。如有族人争差，退主一面承管。恐后无凭，立邀约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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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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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退约 邵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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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族兄 邵涟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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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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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退约人杨大才，同中人说合，将官庄家西路北南北地一段，计地三大亩，出退于 名下承租为业，言定退价五千整，当日交足不欠。恐后不明，立退约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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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九年四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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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退约人 杨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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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说合 阎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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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听佃顶租”“与买卖无异”，所以在官庄地土顶租过程中，有的也采用“卖约”，如滋阳县官庄佃户间所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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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约人邵万选，因无银使用，同中人说合，将家后南北地一段出卖于胞兄万春名下承粮，计地六大分，言定时值价钱二十八千整，当日交足不欠。恐后不明，立约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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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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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人 邵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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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 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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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 刘兴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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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县齐王庄佃户所立[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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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约齐朱氏同侄女张齐氏、侄秉寅，因丧葬无资，凭中说合，将齐王官庄家后东西地二段共七亩正，出卖于孔秋涯名下，承粮为业。言定每亩京钱三十五千，共京钱二百四十五千，其价当日交足。土上土下，尽系买主，四至分明，并无违碍，如有，卖主一面全管。恐后无凭，立约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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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 陈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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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鸣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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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年后三月十三日立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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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约”所体现的田面权的转移，同样具有买卖的性质，但和完整意义上的土地买卖不同。“切民间置买宅田，所居所种，接买之人，如系大粮，即过割头[投]税纳粮；如系租地，即顶名完租，此已定例也。”[112]“退约”表示“顶名完租”，即承认孔府的土地所有权，租地“实地实粮”，粮地则是“四六粮”[113]。而顶名者即是田面主兼佃农，孔府称他们是“佃户”，间或称为“业户”（即“小业”主），在手续上“自应随时呈报，更换姓名，登注地册，以便稽考”。但直到宣统二年（1910），佃户经常“希图省便，隐匿不报，往往本人早故，其子孙顶名完纳者有之；地更数主，而业户仍用原名完纳者亦有之”[114]，弄得稽查无凭。在官庄、厂地祭田推顶时采用“卖约”，孔府认为是私卖行为。但佃户间的俗例，以为这和“退约”意义完全一样，买来租地，不过是顶名完租而已。但事实上这种“私相授受”行为，与屯地买卖一样，导致“脱累祀银”[115]，侵蚀孔府土地所有权的后果，即祭田“失迷”，向民田转化。所以，这种官庄、厂地推顶的“卖约”，如在表述土地性质时不写明“租地”或官庄、厂地，则和民间完整的土地买卖契约没有什么区别。孔府和“佃户”经常为土地所有权争讼，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卖约的混用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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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见，孔府“佃户”在祭学田上占有了田面权，转让时采用卖约和民间土地买卖混同，是导致孔府祭学田不断“失迷”的一种方式。明清时代地主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地权的分化，已经渗透到孔府庄田的租佃关系。因此，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孔府庄田的租佃关系，也很有必要把握这一时代经济变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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