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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本牌刘滋本名下祀田〇项十亩一分三厘〇毫，应行开粮过户照依粮完纳祀银，拟合给发印契，交付该户收执。遇有推收，仍将印契呈缴，以凭查核换给。倘敢私相授受，照欺隐官田律治罪，决不宽贷。须至印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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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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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屯 庄村系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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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坐落 屯 庄村东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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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至 阔阔三步零二尺，长长九步，积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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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地 屯官王 宫中宣世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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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三年十月 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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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府[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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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祭田买卖案件时，官府的职权亦与处理民间田土买卖有别。乾隆时的一份孔档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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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屯户内首报欺隐祀田，应令管勾据实查勘具详；如有干涉民人者，仍移会地方官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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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屯户内佃种地土或因界址不清或因盗卖盗买，应令管勾稽查，详报本府核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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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民人佃种祭田者名为寄庄户。此等实系百姓，一切案犯，自应全归有司管理。但现在佃种祀田凡有抗粮欺隐及事涉土田者，应令管勾查办，详请本府核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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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通过官府承认的形式“合法”体现的权利，把它说成只是孔府依仗政治特权干预土地所有权，是说不通的。所谓“私相授受，照欺隐官田律治罪”，即是土地所有权的体现。在屯地买卖引起争议和纠纷时，官府往往也依此进行判断。如东阿屯寄庄户监生牟峻德，“乾隆五十一年（1786）置到实在屯户刘瑄等、寄庄户曹湘等地二顷余，又于去年（乾隆五十二年）陆续置到实在户萧文水等地二顷余，业将各契呈验过割，编入寄庄承纳祀银”。乾隆五十三年（1788）东阿县认为这是民人冒滥，“殊违功令”，要牟峻德“速将原契呈验投税”。东阿屯官萧世运上禀称：牟峻德置买屯所地亩，“业于五十一年、五十二年编入寄庄，按契过割，并无遗漏，其与私种无粮地亩不同，兹据前情，理合据情转禀，伏乞公爷电察核会，免其投税”[97]。又如滕县倪广文，有原业地八十五亩六分，内有公爷府地行粮九亩九分九厘，孟府行粮地十五亩，县粮地六十亩零六分。府粮比县粮重。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月内，“凭中人刘起元等说合，将身地尽卖与监生郝丕林，及成约之后，伊言凑钱不出，情愿各买一半，身用钱过急，是以允从，遂将身宅园与府地见[县]地两段卖与伊，共四十二亩八分”。乾隆四十八年（1783）过割时，郝丕林持富欺懦，私将卖约“改易作县粮地过去四十二亩八分”，使得倪广文所卖孔府地五亩、孟府地七亩五分产去粮存，不得不向孔府具状控告。孔府“查该庄田地本不应私相售卖，据禀郝丕林各半承买，已属不合，乃又于过割时改作县粮，尤属弊混。著该屯目会同干证、代字人等确查覆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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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屯地买卖的法权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孔府拥有的祭田屯地上，“佃户”有自由处置田面的权利，即有部分土地所有权——田面权。“佃户”田面权的出现，是对国家和孔府的土地所有权的侵蚀。“佃户”自由支配田面的权利没有超出法权规定，即在孔府承认的方式下转让买卖，孔府仍能控制屯地和收取祀银时，我们还不能说“祭学田的所有权，事实上掌握在佃户手中，而不是在孔府或国家手中”。但如果“佃户”对田面的处置无视法权规定而“私相授受”，其后果势必侵犯乃至吞没孔府或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实即田底权），导致祭学田向民田的转化。孔档记载了许多有关的事实，如：“地已卖出，辗转佃种，而粮名不更”[99]；“买卖地亩，辗转匿割，顶替挂完，不随时承粮”[100]；“辗转推卸，久不过割，以至移丘换段，欺隐影射，诸弊丛生”[101]；“辗转授受，并不过割，以致日久失迷”[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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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屯户之出卖屯地是迫不得已的，买主居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往往仗势不肯过割，或改过县粮。如：巨野县贡生李宗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十一年（1776）两契价买孔府平阳屯七牌实在屯户刘现章地六小亩三分二厘七毫，四十一至四十三年间（1776—1778），又九契买到刘思让等地三十三亩二分九厘，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借“许其原价回赎”，“均未过割”[103]。郓城南六牌屯民王起凤“先人于乾隆年间卖于寄庄牛作岱名下两段五契，其南北地二十五亩，伊孙牛榛卖于牛桂，伊于道光二年（1822）转卖于张明礼名下一段，踩丈三亩五分余，已经承过户粮，并无异言。惟下剩一段，于道光三年（1823）又卖身于族弟王元勷名下，踩丈二十三亩余，王元勷与伊讨要过粮清单，伊叔侄作弊，开伊堂侄牛凤仪名下大粮，使身族过割，……伊不惟买少卖多，霸地不还，且又抵换祀田”[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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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屯广远闸寄庄户李成荣“有圣府祭田八亩三分，于嘉庆十八年（1813）卖与广运闸监生赵淳名下。身年年催伊过割，伊恃怜置若罔闻。身系贫民，多出外营生，本身完纳又难讨要”。屯户梅良、陈永祥“有地两段，实系祭田，于嘉庆十八年，年景饥荒，难以活生，哀恳监生赵淳卖于伊名下为业。伊系富户，反勒掯言道，非改换县粮不要身约。身将饿死，贪一时之生，无奈改作县粮，卖于赵淳”，“且风闻赵淳买祀田四十余亩，尽过县粮”[105]。在不肯过割的情形下，孔府保持有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田底权），府粮负担仍落在卖主身上。但卖主在无法负担时，只好年年拖欠祀银，以致“穷困逃出”，“无户催办”，是“则粮已无主矣”。在改过县粮的情形下，买主利用契约上不明写祀田名目，混作“大粮”，或改易约文，冒为“大粮”，向官府税契，这部分祭田便转化为民田。这样，佃户卖出屯地的田面权时，事实上孔府的田底权也被买主吞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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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户卖出屯地而代为完纳祀银，“不过希图渔利”[106]，但也有卖主卖地后恃势不肯过割的事例。如：郓城屯章化寺王曰琳，“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1772）间，凭中人陈克勤说合，买到孙玉殿名下祭田地三段，共地三十一亩，共价银一百四十三两八钱五分；三十七年（1772）又买伊祭田地一段三亩，价钱三十九千，当即俱同原中陈克勤将银钱清交，分文不欠，二次共买地二十四亩。目今三年余并不清丈，身止得地二十亩零四分，内实少地三亩六分……身于三十八年（1773）三月内，在管勾陈老爷案下具禀，蒙批委屯官王绍先清丈。屯官不惟不清丈，有人贿托受钱十余千，遂详身不过割不完粮，将身差押十余天方得回家”[107]。在这里，卖主孙玉殿“仗濮州生员”不与清结，从而“隐昧祭田三亩六分”。而这些祭田在名义上已转归买主名下（确立了契约关系），有承粮义务，故屯官可以“贿赂不丈”。卖出屯地又不肯过割的“佃户”，一般来说，都是二地主。他们趁买卖之机隐昧祭田，也把这部分祭田变为民田了。孔府的所有权剩下了征租权，如果买主赔累不起逃亡的话，征租权也就跟着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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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相反的情形，都导致侵吞孔府土地所有权（田底权）的后果。由于“其间祀田与屯民相参，碍难查访，而奸民得借此以相溷”[108]。在这种场合，“佃户”俨如实际的业主，尽管这是“非法”的。如果世远年湮，这种“非法”性无从确指，那么，“佃户”的业主地位便具有合法性了。所以封建国家往往不得不以拨充的形式来弥补孔府祭田的失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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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孔府佃户层的分化，不单表现在祭田买卖的“私相授受”行为，特别是二地主的成长，和利用土地买卖兼并民田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方面使用的契约是民间通行的格式，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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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官庄、厂地“许租不许卖”，顶推时则采用“退约”。如滋阳县官庄之例[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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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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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退字人禚文宣，因租银不凑，同中人说合，将官庄家北南北地一亩，出退于邵垒名下承租耕种，言定退价钱七千五百，交足无欠，上代[带]青麦二家平分。恐后不明，立字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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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人 董士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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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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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字 禚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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