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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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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白手代种字人江灶九，今蒙田主 江名下置买土名际村干杨树丘大小买田一业，计一大丘，交身代为耕种，言明永作泥田，不得栽种糯谷，戽堂每年秋收之时，先行破水，接田主带秤临田，眼同监割扫戽，籽粒不留，尽行挑送上门，过祠秤若干，与身二人均分，归身二分，以作代种工食之费外，田磅上地一片，订交豆租八升，其梪树茶柯，归田主自行收取。其田大小买俱系田主之业，成熟之时，接田主自行收取，身等丝毫无沾。代种之日，并无丝毛[毫]费用，倘有抽穑荒芜舞弊等情，听从田主即时另召与人接种，身无异说，亦不得藉端霸业留难。恐口无凭，立此白手代种字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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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八年九月初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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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白手代种字人 汪灶九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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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中 汪用采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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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太先生令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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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中 江宪洲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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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灶九叔父，做戏经几）[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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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徽州地区博物馆藏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地主詹元相（1670—1726）所著《畏斋日记》，也反映了当地存在“一田两主”的情形。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二十五日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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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文[银]五钱五分，常，又火亥八分，共六钱三分，作七钱，佃日华兄郭巨坑田皮一秤半。其田租七秤，付富兄种。约价填八钱，富兄自凑一钱愿佃，交身田皮一秤半。[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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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徽州文约中，曾见到乾隆、嘉庆年间一位陈姓地主的佃田约一百余件，其中有一般的租佃关系，也有收取二租的租佃关系。在实行实物分成租制的场合，是一般的租佃关系；在征收实物额租的场合，一般分为老租（有的还分出麦租一项）、小租，并有租鸡、租草、租油等名目的附租。现取其中十五例，制成下表，以见二租和附租比例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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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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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引各种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明清时代的徽州，不仅普遍存在地主佃户制的生产关系，而且和邻近的江南地区一样，产生了永佃权和“一田两主”。这和落后的庄仆制恰成显明的对照，是明清徽州土地关系和租佃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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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明清徽州很少有私人大地主的事实。但是，这并不表明徽州地主制不发达，它已在宗法地主的庄田制之旁形成，而且成长起来。这些以中小地主居多的地主制究竟占了多大的比重？由于资料的分散和欠缺，很难做一个地方性抽样的计量统计。即使不占多大的比重，但它在土地关系构成中的影响却愈来愈大了。下面，我们拟从明清徽州庄仆制租佃关系的变化来看看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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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庄仆制租佃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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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仆制是一种具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租佃制度。徽州庄仆制顽固残存的原因，学者多已论列，此处不赘。一般地说，在宗族制度发达的地方，小姓或外来农民由于住主之屋，葬主之山，种主之田，因而对大姓宗族地主承担一定的劳役义务，世代相承，籍隶下贱，是普遍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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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徽州的庄仆，在土地关系上明显地受到地主招佃制的影响，一般都和主人通过订立契约确定租佃关系。仅就种主之田这一点来说，庄仆和佃户的区别并不是很大。请看下面一份祁门县庄仆的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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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住人胡成，今租到五都洪名下田地二丘，坐落土名塘上坛下，每年议还租谷四秤零十斤，每年秋成之日，听自本主称收。有外截听胡成开活，亦不加租。今恐无凭，立此租约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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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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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租约人 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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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书 饶永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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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仆名分之外，很难看出和佃户所立的承佃约有什么实质的不同！我曾稍事对比了徽州佃户与庄仆所立的佃约，发现两者的地租率是相近的，而且大多采用实物定额租，也有一些改为折银租或银租。甚至庄仆应负的劳役负担，也部分地改为交纳定额租。万历十一年（1583），住佃胡法给十四房主人立还租约中，即将住基改为定额租，而豁免了房东婚姻、丧葬、竖造之外的杂差。约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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