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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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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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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源自叹：年过五十，未遇好时，可怜坎坷懊恼，命蹇时乖，至今不但亲友不彩[睬]，即同胞弟兄，亦不觑不管他弟，我兄[弟]也不论事体大小，每每言语驳，但说起生意，亏他能挣。若不是李当私房，每能得到今日？又说起几个嫂子，都亏他娶，不想甲申年父娶长嫂，乙酉年六弟方生，难道在母腹中便能为兄娶嫂？！无影天语欺人。我恐后来侄子侄孙，不知详细，误以为实，其心不服，故将逐年前后事情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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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省吾公，讳友兰，生我兄弟六人：长名明高，号东山；次日明方，号西园；三名明享，号南桥；四日明立，号北基；我居第五，名明廉，号心源；六名明雍，号春源。长兄甲子生，二兄丁卯生，三兄癸酉生，四兄丙子生，我五弟癸未生，六弟乙酉生。甲申年娶长嫂程氏，壬辰年娶二嫂吴氏，丁酉年娶三嫂姚氏。戊戌年，长兄、二兄同我来京生意，不幸父亲二月初八日仙逝。本年十月，长兄、二兄回家，起灵癸[祭]父丧。己亥年，长兄、二兄带六弟来京生意，三兄在家务农，四兄在家教馆；本年秋天，母令长兄回家，带家眷来京，长兄因生意羁身，即着二哥、四哥回家，带长嫂来京同住，因此生意渐享。长嫂庚子年生侄女京弟。辛丑年，家中二嫂生侄男长保，本年母亲在家完娶四嫂氏。乙巳年，长兄在京完娶我妻沈氏。丙午年，二兄、六弟同开张药店。丁未年，三嫂姚氏病故，母亲复娶叶氏与三兄；本年四兄在家生侄男祖保。戊申年，二兄生次侄元保。己酉年，长兄同我锁店生意茂盛，四月完娶六弟媳。比时兄弟六人，同气连枝，集公艺之家风，独我命运乖蹇，不幸沈氏病故，母亲闻知不忍，令我归家。丁巳年正月十三日，又为我复娶黄氏，不幸母亲八月又弃世矣。幸而本年十一月生男名启辉。我前回家娶亲时，二兄、六弟在京讨丫头，喜弟又继，押子端保。戊申年，生次侄二保。本年生意大通，所积三百余金，寄五十金李当店，待冬二兄、六弟回家起灵出殡埋葬母亲支，兄支银替长保侄定亲，六弟将李当所寄之物，必要作自己私房，放债积蓄。庚申年，家中造屋，所费数百金，内有欠缺，六弟不肯还人，且要分店三处，二兄、六弟守旧，三兄在铜店，我与四兄祖侄同在新开北店。不期北基寿短，五十而亡，我只一人，目前欠缺不能出头，我子日夜忧闷，遂成吐血身亡。虽曰天命，但我老来无子，家中又穷，将何作处？若要俈弟，冷落难堪，欲要出家，继娶无养。常言有子靠子，无子靠侄，难道不念祖父一脉，任我飘流，葬身无地，决无此理。百年有限，难保无常，一时命尽难言，预留此一叹付汝知之，身后之事听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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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戌年心源泣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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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文所用纪年均系干支，无法确指具体年代，然其直书南京，作于明代当是不成问题的。作者的长兄张明高生于甲子年，《自叹》写于丙戌年。按：甲子年在明代，最早是正统九年（1444），次为弘治十七年（1504），三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而丙戌年则分别为嘉靖二年（1523）、万历十四年（1586）、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文中毫无涉及明末社会动乱、明清鼎革之事，似可排除成于明清之交的可能。依此推断，所述张家生意始末当为正统嘉靖间或弘治万历间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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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兰一家可说是商、耕、学结合，他本人携长子、次子、五子在南京经商，而妻子和其他儿子居乡，“三、六管农业”，老四读书。他对诸子设计的这一格局，显示了他以末富起家，本富守之的意图，这正是中国封建商人的典型性格。尽管他是一个小商人，但其商业积累一开始便和土地结合起来。张友兰死后，“兄弟六人，同气连枝，集公艺之家风”，一度“生意茂盛”，在南京有陡门桥锁铺、三山街药铺、铜店，后期还有新开北店。老三、老六也先后脱离农业，进入商界。与此同时，商业资本的一部分又转移到土地上来，“回家置店买田”。张家如何“管农业”文内没有记载，但其家并无劳力，也没有庄仆，土地当是用于租佃经营的。此外，中国地主经济的上层建筑是以官僚政治为特征，这种传统的土地权力与行政权力、审判权力的分离，又为商人争取社会地位开了一条科举仕进的道路。张友兰的次子明方、四子明立，都曾尝试过走这条路，只是“未得深通经史”，没有走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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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兄弟刻意经商，张明方标榜自己是“俭以自持”，但他们在从商上并没有得志。据这两篇自述，南京店业所得的盈利，除一小部分置店买田外，大量消耗于消费性的开支，如婚丧、讨丫头、造屋，多次从店中捉账；甚至被挪借作为讼费，白拆了不少资本。加上析户分产，店业在父母双亡之后一分为三，这都造成他们本来有限的商业资本趋于分散而不是集中。这种分散、消耗的趋势，又直接影响到商业本身的衰退，始靠赊贷、借“同心银”（高利资）维持，终免不了破产。六子张明雍尚能维持，不是“亏他能挣”，而是“将李当所寄之物”“作自己私房，放债积蓄”，把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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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徽商姚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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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清代徽商姚氏一家盛衰的文书，有姚阿汪所立的《分析阄书》[153]。其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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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分析阄书母姚阿汪，自吾于归姚门，翁□子聘姑黄氏媲美，戮力勤俭谋为，初贩茶于西口关东，续创典于杭州新城，置田造屋，家业丰饶。诚燕冀诒谋之祖，此吾之所目睹者也，享年皆七十余而寿终。迨吾夫兄弟二人，缵承父志，内外廓增。不期家运中否，夫年四九，一疾逝倾，长子年才廿龄，余男咸幼，吾与计氏抚育教读。幸长男练事，继诸经营。越五年，亲叔年只五二弃世；又三年，长男廿八而亡，遗孙四周又一年；五男十三而夭。呜呼！我生不辰，叠遭屯蹇，悲伤五内，命也如何！后而典业堕隳，茶号亦歇，幸赖先人余业，门户仅支。今者二男婚娶，己育孙枝，三四皆聘未娶，但吾自夫丧后，屡遇颠连，家务繁冗，恄聒于衷，桑榆将至，精神昏眊，疾病相缠，不能胜其劳碌矣。故尔央挽凂族眷，将承祖及夫、男手置一概产业，肥瘠品搭，作文、行、忠、信四房均分。吾存田壹百砠、园地八斗；计氏存田贰拾伍砠，吾存作吾与计氏日给零用之需，日后永为祀产，四房轮收办祀以及众项公用。长孙幼孤，媳程氏青年守志，量扒田肆拾砠，慎德堂楼上东边正房壹广，以贴长孙……自今分析之后，产分虽微，亦可以为谋生根底。尔等须各立志，士农工贾，各执一艺以成名，务期扩□先绪，有光宗祖，垂欲后昆。吾深愿之望之，尔等其勖诸勉诸爱。立阄书壹样四本，各执一本，永远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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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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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乾隆三十九年岁次甲午春月 谷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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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分析阄书母 姚阿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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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分长孙肇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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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克基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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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昌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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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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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名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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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克基的祖上于康熙年间经营徽商的传统行业，“初贩茶于西口关东，续创典于杭州新城”，在“家业丰饶”的基础上，也把一部分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转移到土地上来，“置田造屋”，可说是商人、高利贷者、地主三位一体的人物。到姚克基父、叔手上，他们“缵承父志，内外廓增”。但由于家庭变故，到雍正、乾隆朝之交，姚家渐渐衰落，虽有姚克基之兄“继诸经营”，但叔、兄死后，很快就“典业堕隳，茶号亦歇”。这样，姚家便下降为一般地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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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感兴趣的是，这份《分析阄书》的最后，姚母要求分产子孙以所得产业（主要是土地）为“谋生根底”，“须各立志，士农工贾，各执一艺以成名”。这和明代张友兰为子设计的格局一模一样。这是明清两代众多徽州商人所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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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商人资本的发展往往不是向生产资本转化，而是向土地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除了产业不发达的社会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建立在地主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土地是财产中较为稳定的因素。因此，即使是中小商人，也势必千方百计和土地联系起来，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并作为东山再起的“根底”。明清时代，徽州中小地主普遍拥有私人土地，这与中小商人和土地的这种联系是否有关？我想是有的。今后史学界如有可能将各地散藏的各种商人文书集中加以整理的话，这未尝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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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民间文约数量甚巨，内容浩繁，涉及农村社会的内容很多。我所见到的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提出的问题和看法也不一定得当，期待徽州史研究者们不吝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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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齐武：《孔氏地主庄园》，48～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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