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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 姚以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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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载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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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顺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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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绝卖文契都未写明县份。与同包上下号联系起来推测，可能是会稽县或山阴县的。两契都写明买卖之后，任从开割过户，输粮管业字样，虽然行文还有一点不同。稍有差别的是，前契是用“永卖”二字确定卖主和土地断绝关系，而后契不仅明确地写下“卖绝”二字，在契文内又另加书明“永不价贴，永不回赎，永远割绝”一段文字，含义更为明确，也就是把和活卖文契有可能相混之处一一点明说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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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永卖契”虽未书写上述文字，其内容还是完全符合清代有关绝卖文契的法律规定的，如《大清律例》所云：“卖产立有绝卖文契，并未注有找贴字样者，概不准贴赎。”[19]其次，绝卖的法定手续是“过割”，即将原业粮户，改过现业都图之下。办法是：土地买卖成交后，买主将契输税交官用印，取得“税契”手续，随即推收过户。雍正十年（1732）诸暨县知县崔龙云《申严顺庄滚催实革里书永禁碑》文云：“永定推收之法：凡典卖产业于成交税契时，随即推收过户，不许卖主掯勒。因顺庄初行各县，多有只将田粮数目彼此开除，未有田亩字号清付，庄书借此掯勒横索，是以今届大造之年，暂定各图有田殷户一人情愿认充者管理册籍，推收完竣，交□归农……嗣后民间典卖产业，即将字号推付过户，则逐年推收。”[20]嘉庆手抄本《钱谷必读》云：“立契成交之后，原主同现业赍带契纸推字赴庄书处。如原业田粮，本在一都二图，现业住在二都三图，则应过入二都三图册内。一都二图之庄书，查收卖主推字，将粮于册内注除出应过亩分数目之条，交于二都三图之庄书，照数科则，添入册内。”“过”是改入新业主所在地的册籍上，以便输粮；“割”是在原业主所在地的册籍除去卖出亩分数目和应输之粮；前契书明“开割过户输粮”，就是表示要履行这一手续。而且契内还有加批，注明“即日立除票”，也就是当日订立履行这一法定手续所必需的“除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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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票”是卖主推产出户时所立的一种据单，笔者尚未发现此种据单的实物。不过，晚清曾留下一种“推户据”，格式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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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推户据×××，为因将己产坐落×邑×保×区×图第×号内×××粮户名下×田××亩，契卖与×××为业，应凭业主照数过户。办赋以明年为始，所有今年××均由原主输纳。恐后无凭，立此推户据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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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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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推户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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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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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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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测，清代浙江的“除票”在书写内容上似应与此相当接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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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绝卖契记载田土的名目有“官田”“桑地”的不同，但都是私人所有的土地。“桑地”系以其用途命名，是浙江民田中的一种重要的类型。明清两代，“湖丝遍天下”，是国内外贸易的重要商品，故浙东一带，历来农家多栽桑养蚕。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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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右联圻辅，左邻江右，南入闽关，遂达瓯越。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山川秀丽，人慧俗奢，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啬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纻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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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记述更多，如顺治时张履祥在《补农书》下卷云：“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厚。”“余里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22]乾隆时张仁美之《西湖记》称秀水县：“盖越蚕土也，故皆树桑。”又如海盐县，本“素不习蚕”，但乾隆朝以来，已是“桑柘遍野”，“墙隙田傍悉树桑”[23]。他如崇德县，明清之际，也因“田地相埒”，“公私仰给，惟蚕是赖”[24]。平湖县，“邑枲多于桑”[25]。由此可见浙东植桑之盛。因此，桑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旱地”“旱田”的异名，以区别于水田。当然桑地并非一成不变，非栽桑不可，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改种水稻之外的棉花、豆、麻、烟草等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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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浙江文契中所书的“官田”，只是田制名目的一种遗存。前一契所永卖之“官田”二亩，与卓姓私人田地和王姓族田相连，其业是“父遗下”的。虽然年远的情形难以推断，但其投入买卖转手于民间，成为民田的一种残遗的名目，当不自王诗章之父始。清人阎若璩《潜丘札记》卷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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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犹夫《金史》所为“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民，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日之官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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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契而论，约内书明和其他民田一样有“输粮”的义务，而不是交纳官租，显然“非昔日之官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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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的民田化，是明清时代浙江田制史上的重要问题。由宋及明，官田在浙江田土中原本占有相当的比重。南宋景定四年（1263），贾似道强买民田1000万亩为公田，其中浙西六郡，占350余万亩。[26]元时，立江浙财赋府，加上大臣赐田和没官田亩，浙西官田更多。据韩国磐先生的估计，“元朝在浙西的官田或没官田，至少也在5万至10万顷上下”[27]。“及张士诚据吴，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负贩小人，无不志在田宅，一时买献之田，遍于浙西。明初既入版图，按其祖籍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以事被籍没，而浙西之官田愈多矣。”[28]这里的“浙西”，虽一大部分属江苏的江南地区，但至少说明，浙江所属之嘉、湖等府县，官田的比重是很高的。据《大明会典》记载，浙江布政司管辖下的官民田共472342顷，其中官田有54781顷，占全部田地的11.60%。因此，如果能通过大量民间文契，对残遗“官田”名目的性质作出数量的统计，无疑可以对清代官田民田化的问题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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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浙江，是永佃权和“一田二主”盛行的省份。如前所述，永佃权和“一田二主”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地权分化的不同形式，永佃权是从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而一田二主则是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分割。一般而言，一田二主是从永佃权演变而来的，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地区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由于各地演变的时间有先有后，往往相同的名目却体现不同的内容，从而呈现出复杂性。此处只谈一下清代浙江一田二主的契约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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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田二主下，田底权（俗名有“田骨”“主田”“大业”“大买”“下皮”“下面”等）的出卖，在契约格式上一般与土地所有权未分割的民田卖契一样。清代档案刑科题本（债务类）中记载了田底权买卖的俗例，如临海县乡例“卖田不卖佃”[29]，永康县俗例“田主买田为田骨”[30]。因此，在一田二主盛行的地区，田地买卖指的只是田底权的转移，这是“俗例”，当地人都清楚，无须在卖契上再加说明。地方官府在断案时也是遵从这种地方“俗例”的。如永康县吴国养之父“于乾隆十九年，凭中吴明昌价买族侄吴学瑞、吴学积同伊侄吴瑞琦民田六十把，当经学瑞等二次找截，正、找各契存据”。这种契约即一般民田卖契，经过二次找截已经“清业”（绝卖）。到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十八年（1763），这块田地的所有权和追租问题引起争讼，永康知县依“俗例”判定吴国养只有田底权（“田骨”）。[31]又如鄞县二十都四图“陈大河之父陈孟立与陈性贤之父陈孟才，于乾隆五年（1740），各买王伟宗田九分六厘零，丘址相联。契内载明西系陈孟才，东属陈孟立，任凭起造。因宁俗：佃户承种，俱用银顶买，名为田脚，此田向系张孝义佃种”，王伟宗卖出的只是“大业”（田底权）。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陈孟立于所买己田内造屋，引起殴斗命案，官府依“俗例”断明该卖契仅是田底权的出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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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面的实例。这是鄞县二十六都二图周振飞的永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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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永卖契周振飞，今因乏用，情愿将父遗民田四丘，系得字号，共量计一十亩零六分零，其土名四至开后，其田情愿永卖与何处为业，三面议定价银二百十五两正，其银当日随契交足。自卖之后，任从开割过户，输粮管业，其田并无诸般违碍等情。恐后无凭，立此永卖契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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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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