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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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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让田票人 王汉英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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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 王圣业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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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田票”中所列的价钱六千四百文，是顶佃价，实质上立票时已转化为一种地价（田面价）。这是一种活契，如原佃日后备出原价，可以赎回自种或转顶。如未曾回赎即行转顶，收取顶价，在法律上和地方俗例上均视为非法，名曰“私顶”“盗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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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佃田是属于田面权（小业）时，转让时亦有运用这种顶契的形式。如永嘉县，据1930年时调查所得，有“顶契式”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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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顶契人某某，今因缺用，自愿（填大业人姓名）将田一坵若干佃[亩]，坐落某处，计时租若干斤，一直出顶与某某耕种，面断价钱若干文。其田自顶之后，听凭掉佃耕种……（下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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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顶契”，保留了租佃的外衣，实际上已是田面权的买卖了。在“一田二主”下的现耕佃户，在佃约上须注明大小租各若干，而大小租亦有种种异称。下面是庆元县的两张佃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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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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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佃约人范礼堂等，承父手遗有水田皮一段，土名坐落砻来堀安著，计业主租七把正。今因缺银食用，将其田皮立出佃约一纸，即日佃与本族礼资弟边，银一两正。其银收讫，其田皮言定递年完纳佃主租八把正，每年不敢欠少。如若皮租有欠，听凭佃主自己易佃耕种。日后办得原钱取赎，业主不得执留，立佃约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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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八年六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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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佃约 兄礼堂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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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佃侄 义枝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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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 吴家庆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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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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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补佃约契人范兰吉，承父手遗有水田皮一段，坐落牛来堀下段安著，计业主租七把正。其田皮前叔手佃与礼资叔边，今因缺银食用，将其田皮再立补佃约一纸与叔边，补出佃银三两正。其银即日收足讫，其田皮自补之后，听凭叔边前去耕种，立佃约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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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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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补佃人 范兰吉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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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兄 范福男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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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人 范永吉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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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约（一）中表明现耕佃户必须交纳两重地租：“业主租”，即“大业租”，是大租；“佃主租”，即“皮租”，是小租。但这张佃约的特殊之处，是现耕佃户原是田面主兼佃农，是由于“佃”出田面权（“田皮”）而形成的。约内对此加予申明，这与一般现耕佃户的租约有所不同，说明这张契约既是现耕佃户的佃约，又是田面权活卖（可以赎回）的证书。佃约（二）虽称为“补佃约”，实际上是田面绝卖的证书，因为补价之后，现耕佃户不仅完全丧失了田面权，也丧失了耕作权。因此，它表述的经济内容已经不是租佃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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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文史资料中常见的“佃”和契约文书的“佃”均不可望文生义，一律当作租佃来理解。对大量佃约进行比较分析，是治农村经济史者必须重视的一个方面。弄清佃约关系的各种不同表述方法的经济实质，反过来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文献资料，重新审议现有的结论，把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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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是泛谈清代浙江田契佃约中的经济关系，至于这些契约中还有许多值得研究整理的经济内容，诸如地价、租价等，这里都没有涉及。契约资料是农村经济史领域正在开发中的宝藏，各地的有志者如能在为时已晚的现在做进一步的搜集研究工作，相信对历史学的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制度、农民斗争等的研究，也会起影响和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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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郡万维翰枫江辑，乾隆三十八年嘉平月吉序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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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批契约文书，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最多，详目见该所东洋学文献中心出的《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蔵中国土地文書目録·解説》，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乾隆契券》（江苏吴县）、《长邑经号置产簿》等土地文书，是从日本转购入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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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下简称“东”字），8-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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