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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约（一）中表明现耕佃户必须交纳两重地租：“业主租”，即“大业租”，是大租；“佃主租”，即“皮租”，是小租。但这张佃约的特殊之处，是现耕佃户原是田面主兼佃农，是由于“佃”出田面权（“田皮”）而形成的。约内对此加予申明，这与一般现耕佃户的租约有所不同，说明这张契约既是现耕佃户的佃约，又是田面权活卖（可以赎回）的证书。佃约（二）虽称为“补佃约”，实际上是田面绝卖的证书，因为补价之后，现耕佃户不仅完全丧失了田面权，也丧失了耕作权。因此，它表述的经济内容已经不是租佃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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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文史资料中常见的“佃”和契约文书的“佃”均不可望文生义，一律当作租佃来理解。对大量佃约进行比较分析，是治农村经济史者必须重视的一个方面。弄清佃约关系的各种不同表述方法的经济实质，反过来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文献资料，重新审议现有的结论，把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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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是泛谈清代浙江田契佃约中的经济关系，至于这些契约中还有许多值得研究整理的经济内容，诸如地价、租价等，这里都没有涉及。契约资料是农村经济史领域正在开发中的宝藏，各地的有志者如能在为时已晚的现在做进一步的搜集研究工作，相信对历史学的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制度、农民斗争等的研究，也会起影响和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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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郡万维翰枫江辑，乾隆三十八年嘉平月吉序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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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批契约文书，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最多，详目见该所东洋学文献中心出的《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蔵中国土地文書目録·解説》，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乾隆契券》（江苏吴县）、《长邑经号置产簿》等土地文书，是从日本转购入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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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下简称“东”字），8-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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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6-3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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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9-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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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东9-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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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删去另书“查明派陈姓田贰拾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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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东9-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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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东9-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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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随契断杜”，请参见下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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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九）”系该所所藏土地文书编类号码，后面的“（一）嘉兴怀氏文书第62号”等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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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611·22Ty996，92193，9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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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222·21Ta15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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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江苏省例》，“置产分写契据照匿税例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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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222·21Ta1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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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治浙成规》卷一《严禁验契推收及大收诸弊以除民累》，见《官箴书集成》第6册，333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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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浙江省博物馆藏，56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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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浙江省博物馆藏，56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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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嘉庆六年例，见姚雨芗原纂：《大清律例会通新纂》，98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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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一六《田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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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清代浙江的“除票”，据《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所载宁波大学王万盈先生《产权交易下的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述论》一文介绍，已在浙东发现一例，“这种据单粘连在绝卖文契之后，长17厘米，宽不到8厘米，上有官府加盖的官印痕迹。但上面并没有李氏的画押签字。之所以无需签字画押，估计与正式契约文书粘连在一起直接相关”。兹转录如下：立除票周门李氏，今除得西南拾七图周□户内民地壹分，情愿出除于本都本图郑士英户内收之。此照。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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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101、108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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