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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断契人 刘应菁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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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卖侄 兆荣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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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谕人 刘公拔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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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交人 丁应夏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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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人 刘应辉 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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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一年十一月（1831），邵武县吴宗贤等的卖断骨皮民田契，亦系同一性质。契文撮辑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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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卖断骨皮民田契字人黄墩吴宗贤、金明、金养等，原承祖手遗有骨皮民田壹处，坐落地名排下，计田壹大丘，册载民粮贰斗正，又载下官粮壹硕贰斗正。今因需钱应用，三房公同酌议，情将其田出卖，投托中人引进到本乡儒坌李祚宁名下承买为业，当日经中三面言议定田价铜钱贰百柒拾千文正。立字之日，其价交清，分文未欠……自卖之后，永断葛藤，任凭李宅照契耕作管业。（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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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立卖断骨皮民田契字人 吴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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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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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卖指卖出田地（或田骨、或田皮），不领足田价，留有赎回或索找、索增、索贴的权利。订立活契时，地权不必推收过割，卖主仍旧承担收差义务。卖主无力赎回，在经过多次找贴之后，最后找断，推收过割，方和土地脱离关系。大致在明末清初，闽北土地买卖中所谓“卖”“找”“贴”“断”“洗”“尽”“休心断骨”等概念已经完备并固定下来，在契约文书中表示地权转移的性质与程度，为社会上买卖双方所公认，并得到官方的默许。例如上面提到的刘应菁、刘兆荣，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又卖出同一地点的另一块粮田与林长标，得价银六十二两，双方订立的是活契。契约格式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少一个“断”字。一个月后，刘应菁因“缺少银两使用，复托谕向买主林长标亲边找出契面纹银叁拾肆两正”，并立下“找断契”，写明“自找之后，仍凭买主启产召佃，收租管业，卖者不得言找言续[赎]等弊”。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林长标又将此田出卖与刘子飞，十一月找贴，立下找贴断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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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田虽然从刘应菁转到第三者，中间亦已经过几道卖、找、断的手续，但刘子飞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嘉庆二年（1797）九月，刘应菁“因手中缺钱使用”，向林长标索贴。林长标虽然两年前就把此田出卖了，他还得贴出佛番十元，与刘应菁订下“贴断契”，买下完全的地权。林长标手中无银，于同月向刘子飞找断，写明“自找之后，任凭买主永远管业收租”“向后不得登门索找、索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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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买卖过程并未到此终止。嘉庆十四年十二月（1810），林长标之子林胜德因“年迫缺少银两应用，托亲再劝得业者亏，复向刘子飞亲边找贴断契面银柒两正”，申明“德再不得另生枝节”。嘉庆十五年十二月（1810/1811），林胜德因“赤贫”，再找刘子飞贴断，才完全和这块田地切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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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其他各县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建）阳邑卖断田地土例，一卖一找”，而卖主索找田价，又有所谓“加一对折及三找”[8]之例。这是一种不成文的习惯法，在频繁的土地交易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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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俗例”的支配下，土地的最初买卖与“典”相仿佛，不过，典一般规定有取赎年限，而这里的“卖”，除特地注明几年可以言赎的外，则表示“不拘年月远近”，只要不索找贴，便是“活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备得原价，都可以赎回，买主不得留字刁难，霸占不退。“卖”过之后，卖主可以以田价增高、手头缺银等理由，向买主“找价”，而“找”了之后，可以再“增”，“增”后还可以索“贴”。这种“找”“增”“贴”的过程，繁简随人而异，一般都在三次以上，时间持续几年、几十年不等，亦有百年以上者。“找”“贴”到一定价值，不能再言赎言找，谓之为“断”。实际上，许多卖主在“断”后仍不断索找、索贴，直到立出“休心断骨契”方告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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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乾隆十一年（1746）二月，瓯宁禾供里民人罗恭智，卖出坪洲大新源“大苗田”一块与赵天若，得价纹银三十九两正，“即日批明其田向后卖主十年之内备得原价，即便取赎退还”。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750），罗恭智放弃回赎的希望，问赵天若索找，找得价银十两正，立契写明“自找之后，听凭买主永远管业，卖主向后不得取赎，以及登门索找讨贴”，这里已经包含卖断的意思了。但到了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1761），罗恭智以“时价不同”为由，要求“重找”，与赵天若之子赵宜珪“当日三面言议定重找贴断契价银柒两正”，并立“找贴断契”，声明“卖主再不得登门索找、索贴、取赎等情弊”。然而，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1768），罗恭智以“缺少银两应急”，居然“再向赵宜珪边重找”得纹银三两，立下“休心找贴断契”一纸。四年之后，即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罗恭智的儿子罗启玉、启亮，因“父亡家贫手迫，不能丧葬”，又向赵宜珪再索找贴，最后立下“休心断骨契”，这才完全和这块土地切断关系。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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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找贴休心断骨契民人罗启玉、启亮，承祖乾隆间父手卖得粮田壹号，坐落坪州溪东、小土名大先源，即目四至、产米一应存在前卖契明白，且玉父亡家贫手迫，不能丧葬，付托言忠亲族劝谕得业者亏，再向业主赵宜珪边找贴得休心断骨价纹银叁两正，成找之日，眼同忠见，一色现银交收足讫，并无短少分厘。其田找断收价之后，凭买主永远管业收租，且玉兄弟孙侄族等，向后再不得登门索找索贴……今恐无凭，敬立找贴得休心断骨契永远一纸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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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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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六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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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找契人 罗启玉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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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弟 罗启亮 〇（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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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卖”与“断”的过程中，卖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卖而不断”“断而不死”的地位，和已经出卖的土地所有权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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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割地权逐次卖断的习惯是如何产生的呢？现在还没有掌握完备的资料，在某些环节上前人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一时难以得出结论。就闽北土地文书反映的情形而言，恐怕可以这样画一个粗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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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买卖频繁、反复地出现，在实际买卖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带有社会性的问题，经过双方和中人商议出解决办法，为嗣后无数次反复交易的双方公认为“公平合理”，约定俗成，沿为习惯。我国遗留下来的古契，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一般比较简单（卖则带有断的意义，一色卖契就够用了），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日趋复杂化，当是由于土地买卖过程中不断出现一些有普遍性的纠纷，不得不在契约上作出新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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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主与农民之间兼并土地与反兼并的矛盾，地主与地主之间在土地所有权再分配上的矛盾，农民与农民之间由于分化在地权上产生的矛盾，必然反映到土地买卖中。土地买卖大致上是在地主与农民、地主与地主、农民与农民之间进行的，买卖双方的阶级或阶层地位又是千差万别的，这种为社会上公认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土地买卖习惯，当是买卖双方（包括不同阶级和阶层）各种力量长期较量和综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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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地权逐次卖断，使土地所有关系出现相当复杂的情况，给官府在管理上和处理土地讼案上带来了困难。据《福建省例》记载，从雍正八年（1730）起，福建官府曾多次严厉禁革“以田皮、田根等名色私相售顶承卖”，违者“按法分别惩究”，但实际上，由于这种土地买卖习惯适合当地的社会经济关系状况，“愚民无所儆畏”，禁革令无法贯彻下去。相反，官府为维持社会秩序、保证赋税收入计，往往又不得不承认并保护这种买卖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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