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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面一张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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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找断休心尽契字人罗文选，承先祖置有粮田壹号，坐落明溪塘土名冷岩仔，四至存在前契明白，年供大苗谷贰担庄，该载民米伍升正，存在十六图四甲罗清应户内。于崇祯年间，先祖立契出卖丁宅，粮产未收入户。于康熙六十一年，罗承宗在郭老爷台下，控告丁马兴催收，众亲先人条取和息，俱立凭据合同，各执一纸，照贴罗宅完纳。情因使载末层收产入户，因罗承宗血孙罗文选于乾隆卅七年又控告在案，蒙梅老爷恩准吊验收产，票差王灏原差、众亲劝谕得业者亏，就在再向丁光荣、光明边劝出找断尽契价纹银五两正……自找之后，任并买主收割入户当差，卖者不得执留阻挡。如有上手来历不明，不涉买主之事，卖者自己料理出头。所议案卷，罗宅料理亲[清]白肖[销]案，且罗文选再无异说控告，生端听唆，再不得登门素[索]贴素[索]找等弊。此系两家甘允，前言后定，各无反悔，恐口人言难凭，敬立找断休心尽契一纸永远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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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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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找断尽契字人 罗文选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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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谕原差 王灏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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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交人 林国芹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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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人 丁碧辉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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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选的先祖于明代崇祯年间卖出粮田一号与丁宅，因系活契，“粮产未收入户”。过了将近一百年，因为丁宅催收，引起讼端，罗文选之祖罗承宗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到官府控告，丁宅理亏，“照贴罗宅完纳”。乾隆三十七年，罗文选再次上控，结果还是“得业者亏”，丁光荣交出找断尽契银伍两，向罗文选买断了结。罗家对这块田地的田底权（未尽的部分），保持了一百多年，官府还承认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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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维馨等于乾隆三十年（1765）八月初七日所立找断字，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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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找契字人蔡维馨同男元章，情因雍正玖年间父子和承祖遗下置有粮田贰段，坐落坪州，一号土名大培，一号土名庙仔前，年供大苗谷六担庄，馨父要得银两应用，托中说谕，即将前粮田贰段，立契出卖与章礼元边为业，续因礼元之孙章云锦，于乾隆十二年五月间，将田转卖与王显卿边为业，馨因粮产未清，馨于乾隆念四年二月间迫控何主，蒙准吊章礼元契验，因礼元卖契失落，不得缴到，本七月初七蒙汪主堂讯，公断王碧瑞出银二十八两正，找足契价……广堂缴给领，其粮产原存禾供里十四图二甲蔡渐租户推出，瑞本年粮产俱已收清，并无差厘丢累，今蒙公审找断之后，前田听凭王碧瑞永远管业，向后永无取赎，并不得索找、索贴，另生讼端等情，今欲有凭，敬立找断字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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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八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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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断字人 蔡维馨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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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元章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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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找人 章云锦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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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差 张宏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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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荣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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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清桂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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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口代笔 杨炳煜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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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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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差照上手契认，彼此不得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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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这种情况也没有起什么变化。我发现不仅契约的格式依旧，连向官府登记受理税契手续后留下的“契尾”也完全一样，仅年号不同而已。直至民国时期，这种传统的土地买卖习惯依然牢固地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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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土地买卖是瓦解封建土地所有权的一种表现，在中国，却恰得其反。像闽北这种“卖而不断”“断而不死”，犬牙交错的地权分割状态，我以为正好绘出了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僵而不死、富有弹性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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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田买卖中的“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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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广大农村，在明弘治以前，“惟守本业”。“农力甚勤，不事商贾末技”[9]。弘治年间任邵武府同知的陆勉，写过一篇《谕民辞》，把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概括为：“山场多，土产薄。女织麻，男种粟。俭些用，积些谷。当煮饭，只煮粥。且吃菜，莫吃肉。粗器皿，布衣服。日积升，月积斗。多置田，少起屋。养鱼苗，喂猪犊。”[10]这正是闭塞的自然经济的写照。明中叶以后，崇安（武夷）、瓯宁的制茶业，建阳、邵武的陶瓷业，顺昌的造纸业，延平的冶铁业，浦城的烟草加工业，先后勃兴，竹、木、茶、笋等农家经营的副业作物，开始大量卷入商品市场，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都和商品经济发生较多的联系。清代乾隆前后，崇安、瓯宁的茶树种植，浦城的烟草种植，都出现专门化的倾向，专业加工的城镇已经稀疏出现。这对闽北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起了一定的腐蚀作用。道光时已有地主文人大声疾呼“茶之为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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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货币权力渗透到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之中，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地权之中，从而加强了土地商品化的倾向。在我们见到的闽北土地买卖文书中，从顺治到宣统，一律是以货币（白银或铜钱）交易的。由于白银使用的频繁，在土地购买者中，出现了“银主”的称呼。关于“银主”，本书第三章曾论述过，这里再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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