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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主”称呼的出现，意味着单纯依靠货币权力取得土地的情况增多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封建关系逐渐松弛的一个表征。由于一般的、非身份性的地主、商人以至自耕农、佃农中的富裕者，都有机会跻身于“银主”之列，如果社会上存在社会分工扩大、农产物高度商品化、商品生产的规模和水平较高等条件，“银主”便可能向“经营地主”或“租地农业资本家”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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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闽北并不具备这种条件。由于对外贸易的刺激而激增的茶叶生产，绝大部分还是农家经营的副业或茶农的小商品生产。从有关的山契来看，竹、木、纸、笋的加工经营，有包买商插足其间，但这也只是资本主义萌芽水平不高的表现。所以，我们在土地买卖文书中只能看到：（一）通过货币权力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商人，都是“召佃收租”的，他们取得土地，并没有触动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采用新的经营方式而成为“经营地主”式的人物。这部分人的商业资本消融在土地中，化为巩固地主土地所有权的物质力量了。这种“银主”，在清代是城居地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以为是近代旧中国普遍见到的“工商业兼地主”阶层的原型。（二）自耕农和佃农出身的“银主”，在田皮买卖中，一般是为了自耕或转佃他人的。其中，在自耕之外，利用购置田皮召佃收取地租剥削的，我以为就是毛主席曾经指出过的“旧式富农”的原型。（三）购置田皮完全用于中间剥削，自己脱离劳动的“银主”，无疑是近代旧中国普遍存在的、引人切齿痛恨的“二地主”的前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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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情形，我们看到的是：“银主”的出现，反映了货币权力对地权的渗透，体现了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功能。联系民国时期闽北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银主”资料，“银主”的发展道路，便是旧中国商人地主、富农和二地主发迹的道路。土地买卖开辟的这条道路，是使闽北农村始终落后，广大农民陷于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极端贫困状态的经济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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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皮买卖与永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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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部分佃农经过长期斗争，取得永佃权。福建是永佃权盛行的省份。有清一代，这类田土在闽北各县占有很大的比重。佃农取得永佃权，不外下述情形：（一）佃农租种地主的山地或荒地，投入工本垦成熟田，取得永佃权，是为“开垦永佃”；（二）佃农对于佃来的田地，加以精耕细作，或投资改良土壤，使土地收益增加，地主不得随意收回转佃，历久而成永佃，是为“改良永佃”；（三）佃农因世代耕种地主的同一块田地，不欠地租，被地主认定为永佃，是为“认定永佃”；（四）地主在地权频繁转移的威胁下，为保障地租收入，自动将田皮分与佃农，强迫佃农确立永佃关系，是为“分与永佃”；（五）自耕农以低价卖出土地而保留永久耕作权，成为永佃，是为“保留永佃”；（六）佃农付出一定的价银（或变相的价银——“押租”），从地主手里买受永佃权，是为“买受永佃”。后面两种情形，便是直接与土地买卖相联系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笔者不打算加以申论。这里所要探讨的是，永佃农卷入土地买卖后，究竟对永佃权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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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取得永佃权后，在佃户间“私相授受”，进行转佃或出卖，这意味着他实际上占有了田皮即田面所有权，已经从永佃农向田面主转化。而承买的佃农用于自耕，也就由一般佃户上升为田面主兼佃农。请看下面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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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卖小赔田契人卢世炯，情因有得小赔田一段，坐落土名庙仔垅……其田递年实还田宅大苗早谷捌箩庄，且炯今因缺少银两他用，无从所办，情愿托中即将赔田前去出卖……凭中引到龙源坊林天翰边进前承买为业，当日同中三面言议定时值土风所卖契价纹银柒两壹钱伍分正……且炯自授价银之后，其田即便退与买主前去登田管业耕作。（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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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己亥四十年十二月 日 立卖契人 卢世炯（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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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卖赔契字叔荣衢，承父分受得有赔田一段，坐落本乡土名大应历上坋……且衢目下因条鞭紧急，乏银应用，无从措办，托中说谕即将前田出卖……凭中引到族内瑞桂边进前承买为业，当日同中三面言议定时值土风价钱一万纹[文]正色……其田自受价银之后，任凭买主前去登田耕作。（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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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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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赔契字叔 荣衢（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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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让，说明永佃权已向田面权转化，佃农上升为“一主”，不仅有稳定的耕作权，还可以自由处置田皮。这种发展，有利于佃富农经济的成长。还有一种情况，即佃农卖出的田皮，直接归并于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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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归并田皮契詹廷谱，承嗣父有田皮一段，坐落同由后土名塘埂曲水圳……递年供还骨主江宅大苗壹拾叁箩贰斗正，今因缺银应用，托中说谕，将前田皮归并骨主江旌坊名下为业当日面议时值价银壹拾壹两正……自归并骨主后，任从田主另召别耕，永远管业，不敢阻执，再无言找、言赎等情，恐口无凭，立归并契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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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九年三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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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归并田皮契 詹廷谱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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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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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佃农不仅丧失了田面权，也同时丧失了永佃权。但是，田面权为原骨主通过土地买卖收回的例子还不常见，在更多的场合，田面权是落到所谓“赔主”“税主”的手中的。我手头有几个典型例子，先来看看张赤奴所立的赔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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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赔契人张赤奴，承祖遗下早田皮一段，坐落土名油坑墘，即目四至，老契俱载明白，计还主人张宅大苗谷壹拾五箩肆斗正。今因缺少银两使用，情愿托中将此田皮出赔与吴宅边为业，当日三面言议时值赔价纹银壹拾贰两正……自赔之后，仍从赔主前去召佃管业，其田皮言议后日备有原价，仍从随冬取赎，不得阻执，此系两家甘允，并无异说，今欲有凭，立赔契为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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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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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赔契人 张赤奴 押（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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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赔契载明，“赔主”购买田皮，是“前去召佃管业”的。田面权从佃农手上丧失，但又没有回到原来的地主手中。陈盛韶《问俗录》中所云“皮亦有不耕种者，仍将此田佃与他人，得谷租若干，并还骨主若干”[17]，便是这种“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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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主”实质上是二地主。它的成因之一，我以为和地主经营方式有关。明清时代，闽北的官僚、豪强和商人地主一般以城居居多，如建阳“乡民多耕市民田土”[18]，邵武、浦城等地均有城租之例，“佃人负送城中者，曰送城大米”[19]。这从土地买卖契约中亦可以得到证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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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断卖送城租米契约字人李崇忠，今因需钱应用，情将父手遗下租米壹石五斗，兄弟相共，其田坐落洪家窠亭前，内抽出崇忠己分送城租米柒斗五升正，册载民粮柒升五合，欲行断卖，请问房亲人等，俱各无力承交，次托中人引进到黄凌名下近前断买，当日经中三面议定时值价铜钱壹拾陆千文正，立契之日，一并交足，分文无欠，自卖定之后，任凭照契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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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立断卖送城租米契约字人李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