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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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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清代闽北土地买卖文书的初步整理，我对明清闽北民间土地买卖有如下几点不很成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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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闽北土地买卖习惯与地权的分割相联系，说明封建土地所有权在土地买卖的经济运动中不断变动，取得更生和回旋的余地。闽北地区土地畸零，中小地主特别多，农民拥有部分田面的权利，雇工经营的富农经济难于发展，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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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在闽北土地买卖中产生的“银主”，由于自然经济分解的程度较低，只能向工商业兼地主、二地主或旧式富农的方向发展，而没有成为“经营地主”或“租地农业资本家”式的人物。“银主”的这种畸形发展，对地主制的牢固存在，起了加强和巩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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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皮买卖使一部分佃农得到田面权，又使争得田面权的佃农丧失它，获得最大利益的是“赔主”——二地主。“赔主”的存在，堵塞了佃富农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是阻碍闽北农村变革的反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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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认识，不一定正确，但希望能有助于明清土地买卖和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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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 [:170272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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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 第二节 清初台湾农业区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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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土地的开发，始于明崇祯初年（1628—1631）福建饥民数万人的移垦。其移垦方式，系由郑芝龙出面招募，“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茇舍开垦荒土为田……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28]。这种纳租关系的性质如何，因史料阙如，不得而知。荷兰殖民者统治时期，“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税，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分别上中下则征粟。其陂塘堤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籽种，皆红夷资给，故名曰王田”[29]。此外，殖民者还以东印度公司名义买进大片土地，招募大陆移民入台，垦成九千八百甲土地（集中于赤嵌附近一隅）。垦民必须向东印度公司缴纳地租、人头税和贡纳，还需负担力役，人身依附关系很强。比起崇祯初郑芝龙的招佃方式，这显然是一个倒退。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东渡台湾，一面改“王田”为“官佃田园”，“牛具、埤圳官给官筑，令佃耕种”[30]，一面兴屯以富兵，分配各镇营汛地，“准就彼处择地起盖房屋，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31]，这就是后来所称的“营盘田”。又惟“各处地方，或田或地，文武各官随意选择，创置庄屋，尽其力量，永为世业”[32]，是为“文武官田”，也就是地主制的“私田”。同时，郑氏亦准百姓报明承天府后开垦。[33]郑氏三代统治台湾的二十二年中，在南至恒春，北迄鸡笼、淡水之间，均有点状的开垦，生产的粮食基本上可供本岛自给，但实垦的面积并不大，据康熙《台湾府志》估计：“开垦仅十之二、三。”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清查，当时旧额田园共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三甲八分六厘零，其中田七千五百三十四甲五分七厘零，园一万零九百一十九甲二分八厘零。这个数字当比郑氏垦殖全盛时期的数字为小，这是因为郑氏时期的开垦方式，系以镇兵的屯垦为主，郑成功入台时有兵二万五千名。随着郑氏政权的败落、覆亡，降清时官兵约只三千余名，故这一部分土地大多已经抛荒了。由此可以想见，上述旧额田园主要是指“官田”和文武百姓的“私田”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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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官员的“私田”是招佃垦成的。百姓的私垦，据《永历十八年台湾军备图》所载，有十二半民社。此外还有大槺榔西堡、东堡等处的开垦，大部分也是招佃垦成的。其开垦之地，尽属陆地荒埔，有雨则收，无雨则歉，“文武诸人各佃丁，给以牛、种”，“与佃分收，只完正供”[34]，“所招佃丁去留无定”[35]，实行的是实物分成制的租佃关系。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嘉义县“太子宫堡及铁线桥堡是郑氏部将何替仔获准开垦处，对于已垦的田园，设定每甲八石的大租，分租给佃户。对于荒地，则给予农具及其他器材，使从事开垦。成熟后免租五年，五年之后，设定大租每甲四石至六石”[36]。此处所说垦熟后改行定额租，当无疑问，但所谓“设定”“大租”，肯定不是清代那种与“小租”分立的“大租”，因为佃户还不可能成为业主。这种所谓的“大租”，是一田一主形态下的地租，因水利条件差而租额低，只相当于当时闽南地区“一田两主”关系下的“大租”额，如果不是后人误用“大租”名称的话，便是当地闽南移民借用了故乡的习惯用语，这和真正意义的大租有本质的区别。撇开这一点不说，可以肯定的是，文武官员和百姓的招佃私垦，引起地主私有经济的兴起。但地主私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还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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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统一台湾之初，对已垦田园一律改为民业，按等征收赋税，对未垦草地荒埔，则从政治上考虑，“不宜广辟土地以聚民”，严禁大陆人民移垦。但老农业区域疲惫所激起的向边疆、山区和海岛移垦的社会要求，不是一纸禁令所能阻挡的。[37]闽、粤人民“偷渡”入台的自发运动愈演愈烈，也就使台湾南北路草地荒埔的垦拓进程愈来愈快。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1685—1687），在以台南为中心的已开发地区内，乃至北路草地和南路下淡水溪沿岸平原，都出现小规模的私垦。至康熙后期，原来点状开垦的南北路草地荒埔开始成片相接，“北至淡水、鸡笼，南尽沙马矶头，皆欣然乐郊，争趋若骛”[38]，乡庄市镇纷纷建立。据康熙《台湾府志》记载，康熙二十四年至四十九年间（1685—1710），台湾地区增垦升科的田园面积达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余甲，逐年增垦（缺二十六年数字）的数字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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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四《赋役志》记载，康熙二十四年起至雍正十三年（1735）止，增垦升科田园总数为三万四千四百零八甲六分一厘零，扣除康熙二十四至四十九年增垦之数，可知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十三年（1711—1735）增垦升科田园达二万二千七百五十二甲七分七厘零，其中田为五千六百十二甲，园为一万七千一百四十一甲。后二十余年增垦数约比前二十余年增加了一倍。这样，北部和中部取得草地大辟的成效，在此基础上，清政府于雍正元年（1723）设置了彰化县和淡水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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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报垦升科数和实际开垦数存在不小的差距，特别是田数，欺隐更甚。康熙四十八年（1709），台湾知府周元文据亲历淡水东西里社一带了解的情形说：“其所报升科者十未有一，又俱以下园科则具报。”[39]雍正四年（1726），巡台御史尹秦在《台湾田粮利弊疏》中说，业户“将成熟田园以多报少，欺隐之田竟倍于报垦之数”[40]。当然，欺隐达十分之九或三分之二，可能只是局部的现象，我们暂把全台匿报田园数估计为实垦数的二分之一，那么康雍间增垦田园似应有六万八千八百余甲，即等于旧额田园的两倍有余。也就是说，雍正时期台湾的耕地面积当比郑氏时期增加了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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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台湾的人口，据中外学者的一般估计，郑氏时期大陆移民约15万～20万人，加上土著居民约10万人，则人口为25万～30万。17世纪末叶，即康熙中期，估计大陆移民为20万～25万人。雍正十年（1732），蓝鼎元在《粤中风闻台湾事论》中，称台湾客庄“人众不下数十万”；大学士鄂尔泰等议奏中也称：“台地开垦、承佃、雇工、贸易，均系闽、粤民人，不啻数十万之众。”[41]此时期渡台之令始弛，大陆移民的增加仍有限制，参照乾隆四十七年（1782）台湾府属人口为912920名[42]，估计雍正时期全台湾人口约为五六十万人，即比郑氏时期人口数增加了1倍。相比之下，耕地面积的扩大远远快于人口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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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时期台湾的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所改进，逐渐从单纯依靠地力的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方向发展。康熙中期，一般还是“收获一轻，即移耕别地，否则委而弃之”[43]。到雍正初，“近年台邑地亩水冲沙压，土脉渐薄，亦间用粪培养”[44]。陂圳的兴修，也使一些中、下田改造为上田。驯养野牛和繁殖大陆水牛的工作也在进行。但总的说来，这些进步，还只是接近大陆老农业区域的水平，因此，这一时期台湾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靠耕地面积的扩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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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时期台湾的开垦园多于田，田的增加主要是雍正年间的事。报垦升科数虽不准确，但反映田的地位逐渐提高的发展趋势，却是可信的。园种植甘蔗，兼及地瓜、杂粮，田即用于种稻。故台湾农业经济以糖、谷生产为特征。从康熙后期起，台湾“糖谷之利甲天下”的优势开始发挥出来。以米谷为例，郁永河《裨海纪游》云：“台土宜稼，收获倍蓰，治田千亩，给数万人，日食有余。”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说：“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贩舟载，不尽不休。”雍正四年（1726）闽浙总督高其倬奏称：“台湾地广人稀，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为自身食用，亦图卖米换钱。”雍正年间，台米大批输往大陆，其中输往福建、浙江的兵米、眷米、粜米有如下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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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大量的商贩米、私运米[46]，因缺乏资料，未能加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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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台湾耕地面积成倍地增加，粮食自给而有余，这就标志着台湾作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已经基本形成。乾隆以后，台湾取得东南“粮仓”和“糖库”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血肉相连，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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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土地垦殖的历史来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等从开发到形成农业区域，都经历数百年的经营。台湾在归顺清朝之后短短数十年间就基本形成农业区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局部地区出现的飞跃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生产技术的革命所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