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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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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约江光奕、吴其南、郑宗梓，于乾隆五十六年共买得郑林氏男梅官民园乙号……载契价七十两纹广。奕应出价银二十七两五钱正；南应出价银十六两二钱五分正；梓应出价银十六两二钱五分正……逆年园内子粒采摘钱文，照契内银两均分；园内果树枯残补插、犁锄、灌溉，以契内银两均分……江、吴、郑三姓各执据约为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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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 （具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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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上例不同，土地是三位合伙者共同所有、共同经营，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都体现为股份收益，没有独立的、专有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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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种反映土地私人所有权横向结构变化的权能分离状态，都没有改变土地私人所有权的主体，即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但是，在土地所有权纵向结构变化的条件下，权能的分离状态既可能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也可能引起所有权的分割或性质的改变。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节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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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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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纵向结构的变化，即不同层次权利的归并和分割，也具有多种的形式。这里着重考察的是，以田主为主体的层次权利归并和分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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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族所有层次上升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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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主为主体层次的所有权利，依照田主的利益和意志，通过买卖、捐赠等方式，归就于乡族共同体。这时，乡族所有层次成为主体层次，原来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田主层次权利，演变为乡族共同体成员层次权利。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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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福建各地由私田转化而来的宗族祀产、乡村桥、渡田和各种神权、地缘、业缘会社的土地，都出现这种纵向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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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买卖方式进行层次权利归并的契约，俗称为“归就字”。下举台湾的契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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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田归就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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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尽根归就字人吴长泽，有承父遗下利记阄分内物业，经于光绪十一年兄弟分阄，编号进德修业，泽应得德字号阄书内水田一段，坐址贯在文山保安□庄公馆仑湳，田东至△，西至南至△，北至△各为界，四至界址俱载阄书内分明。今因乏银费用，愿将此业出卖，因思先父利记阄分所存大坪林十四张祀田，今已无存，泽爰是托鸠集兄弟长暨侄嘉桧等聚首相商，泽愿将该阄书内□[应]得水田付与利记归就为公，时应值□根田价△百大员正，其银即日同中□[交]付与泽亲收足讫，其水田□□同中□□界址，付利记存为祀田，系是进修业兄弟侄四房分，永远留存轮公，不敢阻挠。从兹一卖永休，四至寸土无留，日后泽及子□[孙]人等永不敢生端异言，亦不敢藉私诬公滋事。此系甘愿停□，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尽根归就字一纸，并缴买简家五十六份、上手垦契字四纸共五纸，付执为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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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契约规定，私田归就为公后，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乡族共同体，原田主的所有权丧失，该田地上还附着着私人权利（表现为乡族共同体成员分享部分收益权，即轮收权，所收地租除值祭费用外归轮收人所有），但这种私人权利已从主体层次权利下降为次要层次权利。这一内在纵向结构的变化，导致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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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捐赠的方式归就，使用捐充、赠与契约形式，如下引邵武上坪杨氏的《捐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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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捐田约人林美公子孙德士（等五人）……今为林美公神主进祠，合口商议，将本坊上寮田租三石正，载民粮陆升，目经四至：上至叔坚公祀田，下至建邦水田及余钦水田，左至建邦水田，右至大路，已上四至分明，今捐拨与本族祠上为业。评中作价铜钱肆拾捌千文正，当日受到祠上铜钱捌千文正。田上苗粮系是其户，不必迁割其户，照契输纳。所捐其田，听任祠上照契管业，出捐者再无异说。所捐是实，立捐约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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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五年十一月 日 （具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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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纵向结构也出现主体层次转换的情形。但和买卖有所不同的是，捐赠者一般都是乡族共同体的成员，原田主的土地所有权丧失以后，还保留一份乡族共同体成员分享的层次权利，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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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乡族共同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由私人所有转化为乡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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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所有层次上升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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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田归就于国家，成为官田，主要形式是买卖，使用的契约和一般的断卖契无异。明清时代，福建的民田（私人土地）通过买卖转化为官田的，为数不多，但始终存在。在这场合，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田主，在征得乡族认可的条件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把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国家。这时，田主的土地所有权丧失，附着其上的乡族共同体层次权利亦随之丧失，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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