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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田归就于国家，成为官田，主要形式是买卖，使用的契约和一般的断卖契无异。明清时代，福建的民田（私人土地）通过买卖转化为官田的，为数不多，但始终存在。在这场合，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田主，在征得乡族认可的条件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把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国家。这时，田主的土地所有权丧失，附着其上的乡族共同体层次权利亦随之丧失，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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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结构的这种变化，也意味着土地所有权性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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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主主体层次权利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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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主主体层次权利的分割，指田土层次权利分割成田底权和田面权，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制衡，即俗称的“一田两主”。田面权是从原田主土地所有权分割出来的权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收取小租的权利）、处分权（自由退佃、转佃和典卖田面的权利）的权能，具有部分土地所有权的性质。田底权具有名义上的田主土地所有权，附着有国家层次权利（缴纳赋税和产权登记）和乡族层次权利（田底移转须经乡族同意，有乡邻先买权），但实际上，其所有权是不完整的，不仅占有权、使用权完全分离出去，收益权和处分权也只部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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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福建各地对田主层次权利的分割，使用不同的习惯用语，对分享田主层次权利者亦有各种不同的俗名。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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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结构分析，我们一律以田底权与田面权表示分割的权利，以田底主表示田底权人，田面主表示田面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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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田主土地所有权的分割，由于原因的不同，而具有各种不同的状态。其基本结构状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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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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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一为“活卖”，即田主出卖土地，不办理过割推收手续，保留缴纳粮差的义务，以补贴粮差的名义与买主分享收益权，以找、贴或回赎权分享部分的处分权。这时，卖主（原田主）仍然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人，实际上只保留田底权，体现为部分收益权（津贴粮差是原地租的分割，后来演变为大租）；买主在法律上是非土地所有权人，但享有田面权，体现为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收取除去津贴粮差之外的地租，后来演变为小租）。不事过割推收，有出于卖主自动或买主自动的不同，如漳浦县：“大租即根租主也，唯势家大族有之。盖始自宦家卖业平民，不许开割，将田仍留伊户行粮，而索业主之租，以充粮费。不论丰欠，岁必取盈，名虽完粮，而实数倍于粮也。”[2]邵武县：“邑多控丢粮之案，其弊皆由买田时不即收粮，一图钱粮减轻，一图暂收帮粮银钱，且应一时之用。”[3]长乐县：“产业之售，粮不过割，有贸产几十年，粮仍本户者。”[4]是卖主故意不事过割推收的例证。又如南安县：“变乱之后，人力寡乏，耕获益艰，而征输日峻，有产者苦于无措，势不得不转鬻于人以济燃眉。买主欲多得业而少受产，佃户复乘更主而减认租，剥肤既切，不得不降心以相从。于是乎，业经转主而产之去者什七八，留者什二之矣，富者田连阡陌而出赋无多，贫者久无立锥而额征未除。”[5]则是买主故意不事过割推收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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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虚悬”，即田主在出卖土地时，向买主索取高价作为保留粮差义务的报酬。这时，得业者“有田而无粮”，卖主“有粮而无田”，与“活卖”状况相同。但卖主故意不负担粮差义务，一逃自脱，使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成为“虚悬”。例如明代漳州“漳民利卖田多价，减则立契，推粮数少，致买户得无粮之产，卖户存无田之粮”[6]，寿宁县“穷民鬻产未足，并粮鬻之，彼享无粮之租，此认无田之粮，积欠不偿，一逃自脱，虚悬岁久，莫穷根抵”[7]，便属此种情形。“虚悬”是从“活卖”发展而来的，不同的是，“虚悬”导致该土地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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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悬的特殊形式是“短苗”。正德《漳州府志》卷八《户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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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弃业者，多减米加租，以图一时高价，得业者只照契收户，不管中有那移，此土田等则所以益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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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又槐《钱谷备要》“短苗”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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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苗之弊，福建为甚。如张三卖田于李四，张田原属上则，每亩该完粮一钱。李四乘其急迫，勒作中则，载于契内，每亩该完粮八分，因而遂照中则推收。除李田推收八分之外，尚余二分之粮在张三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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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主出卖土地，保留“短苗”部分粮差，有义务而无权利，形式上是“短苗”部分的田底主，而得业者即事实上的田主，在形式上是“短苗”部分的田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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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佃户上升为田面主。佃户因垦荒工本浩大，田主直接给予佃户以田面权。“在册之田，遭变乱之后已荒废，空赔钱粮，而又力不能垦，有人代为垦复耕种，则田主为田骨，垦种之人为田皮。”[8]“闽地少山多，业户皆雇佃垦山为田亩，一田而有田皮、田骨之名，田皮属主，田骨属佃，往往田主出卖田皮，而佃犹执田骨以争，赖租霸产。构讼不已。后虽奉禁，民间改称大小苗，其实大苗即田皮，小苗即田骨也。”[9]在新开发区台湾，这种情形尤为普遍，订立垦字时便明确约定佃户只纳大租。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