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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一为“活卖”，即田主出卖土地，不办理过割推收手续，保留缴纳粮差的义务，以补贴粮差的名义与买主分享收益权，以找、贴或回赎权分享部分的处分权。这时，卖主（原田主）仍然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人，实际上只保留田底权，体现为部分收益权（津贴粮差是原地租的分割，后来演变为大租）；买主在法律上是非土地所有权人，但享有田面权，体现为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收取除去津贴粮差之外的地租，后来演变为小租）。不事过割推收，有出于卖主自动或买主自动的不同，如漳浦县：“大租即根租主也，唯势家大族有之。盖始自宦家卖业平民，不许开割，将田仍留伊户行粮，而索业主之租，以充粮费。不论丰欠，岁必取盈，名虽完粮，而实数倍于粮也。”[2]邵武县：“邑多控丢粮之案，其弊皆由买田时不即收粮，一图钱粮减轻，一图暂收帮粮银钱，且应一时之用。”[3]长乐县：“产业之售，粮不过割，有贸产几十年，粮仍本户者。”[4]是卖主故意不事过割推收的例证。又如南安县：“变乱之后，人力寡乏，耕获益艰，而征输日峻，有产者苦于无措，势不得不转鬻于人以济燃眉。买主欲多得业而少受产，佃户复乘更主而减认租，剥肤既切，不得不降心以相从。于是乎，业经转主而产之去者什七八，留者什二之矣，富者田连阡陌而出赋无多，贫者久无立锥而额征未除。”[5]则是买主故意不事过割推收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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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虚悬”，即田主在出卖土地时，向买主索取高价作为保留粮差义务的报酬。这时，得业者“有田而无粮”，卖主“有粮而无田”，与“活卖”状况相同。但卖主故意不负担粮差义务，一逃自脱，使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成为“虚悬”。例如明代漳州“漳民利卖田多价，减则立契，推粮数少，致买户得无粮之产，卖户存无田之粮”[6]，寿宁县“穷民鬻产未足，并粮鬻之，彼享无粮之租，此认无田之粮，积欠不偿，一逃自脱，虚悬岁久，莫穷根抵”[7]，便属此种情形。“虚悬”是从“活卖”发展而来的，不同的是，“虚悬”导致该土地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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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悬的特殊形式是“短苗”。正德《漳州府志》卷八《户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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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弃业者，多减米加租，以图一时高价，得业者只照契收户，不管中有那移，此土田等则所以益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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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又槐《钱谷备要》“短苗”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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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苗之弊，福建为甚。如张三卖田于李四，张田原属上则，每亩该完粮一钱。李四乘其急迫，勒作中则，载于契内，每亩该完粮八分，因而遂照中则推收。除李田推收八分之外，尚余二分之粮在张三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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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主出卖土地，保留“短苗”部分粮差，有义务而无权利，形式上是“短苗”部分的田底主，而得业者即事实上的田主，在形式上是“短苗”部分的田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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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佃户上升为田面主。佃户因垦荒工本浩大，田主直接给予佃户以田面权。“在册之田，遭变乱之后已荒废，空赔钱粮，而又力不能垦，有人代为垦复耕种，则田主为田骨，垦种之人为田皮。”[8]“闽地少山多，业户皆雇佃垦山为田亩，一田而有田皮、田骨之名，田皮属主，田骨属佃，往往田主出卖田皮，而佃犹执田骨以争，赖租霸产。构讼不已。后虽奉禁，民间改称大小苗，其实大苗即田皮，小苗即田骨也。”[9]在新开发区台湾，这种情形尤为普遍，订立垦字时便明确约定佃户只纳大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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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给垦字人海丰庄业主林，有界内沙埔壹所，坐落在本庄外溪仔底，东至林汀园，西至林高园，南至郑存老园，北至陈国老园，四至明白为界。今因佃人郑鸟秋乏园耕代，向业主议定，将埔底付他开垦，自备种子牛只，用力开垦，逐年完纳大租银四钱正，帮贴正供之费，不敢少欠分文。保此园系鸟秋自垦之业，与别房叔兄弟侄无干，别佃亦不得争执。口恐无托，立给垦字壹纸，付执为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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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陆年正月 日立给垦单人业主林（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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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田主（自耕农）单独出卖田面，“据田自佃，恐一过户，业主不令耕种”[11]，成为田底主兼现耕佃户，即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人（具有法律效力，承担粮差义务），事实上的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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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种原因形成的田主层次权利分割状态虽然相同，但由于产生的渠道和条件不同，其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变化的内容，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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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田主层次权利分割的状态和上述恰恰相反，新分割出去的是田底权，而原田主保留的是田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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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一为买卖，如明代后期的漳州府：“惟是漳民受田者，往往惮输赋税，而潜割本户米，配租若干石，以贱售之。其买者亦利以贱得之，当大造年，辄收米入户，一切粮差，皆其出办。于是得田者坐食租税，于粮差概无所与，曰小税主。其得租者，但有租无田，曰大租主（民间买田契券，大率计田若干亩，岁带某户大租谷若干石而已）。民间仿效成习，久之租与税遂分为二。”[12]原田主为逃避粮差，以贱售和配租若干石为代价，把土地所有权转移给买主（得租者），保留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收取小税即小租）。由于土地已事过割推收，得租者（大租主）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人，实际上只有田底权；得田者（小税主）名义上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保留了田面权。这时，该土地不是活卖，而是形式上的绝卖，国家层次权利和乡族层次权利随田底的移转而附着于得租者（大租主）即新产生的田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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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诡寄”，即田主自愿或被迫将土地所有权“诡寄”于他人，以分割部分租谷为代价，使受寄人代纳粮差，而保留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如南靖：“其他豪得田者，惮于立户当差，则又飞诡其田米。每米一斗，割租谷或数斗或一石，以与诡寄之家，使之代纳粮差，名为配米大租。”[13]漳浦：“又有单寒小姓买田，无户可归，辄寄势豪户内，岁还其租。”[14]龙岩：“有私以实粮悬带别户，名曰诡寄者。”[15]受寄人所得租谷，便是田底权的经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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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授产”，即田主将土地所有权和缴纳粮差的租额一起“赠送”于人，而保留田面权。受赠人在法律上是土地所有权人，实际上只有田底权。如龙岩的“授产田”：“富家田多，则赋必重，乃授田于人，项戴苗米，计其租，仅足以供其赋。”[16]便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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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田主的土地所有权分割为田底权和田面权，分别为不同的权利人所有。这时，原田主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完全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失去了田主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