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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法律”战胜“神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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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福克勒斯版本的《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是一个僭主——他的上台和统治违反了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他弑父娶母，违反了最神圣的保护家庭的法律；而违背神谕解开斯芬克斯之谜，并堂而皇之成为忒拜城的君主，则是违反了神法。传统希腊悲剧中，代表理性的歌队这样唱道：“神法出生在高天上，它们唯一的父亲是宙斯；可朽的凡人不能造就它们，遗忘也不能抹杀它们；天神凭这些法律永生。”因而，俄狄浦斯交出政权、受到命运的惩罚，如传统希腊悲剧中的歌队所唱，是法律对僭主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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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索福克勒斯自己对这一定论提出了质疑。实际上，俄狄浦斯之所以遭遇这样的悲剧，并不是因为他贪恋权力，而恰是因为他秉公无私。当德尔菲神谕告诉俄狄浦斯，要拯救城邦，就必须找到并惩罚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时，他发誓道：即便证明他是凶手的家庭成员，他也会对其施以惩罚。当先知拒绝帮助他时，俄狄浦斯愤怒了——这显然是为了城邦，而非为了他自己。最后，当俄狄浦斯推断自己正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因此也是瘟疫的祸首）时，他毫不犹豫地逊位并自罚。为了他的城邦，他愿意牺牲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他的骄傲、他的统治和他的全部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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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俄狄浦斯的僭主统治并非完全没有正当性。只是在那个占卜师和神谕统治一切的时代，俄狄浦斯和他的统治有如异类。他的生父拉伊俄斯，听信神谕和先知，试图杀死自己唯一的儿子，以免诅咒应验。拉伊俄斯寻求神旨作为自己决策的尺度——毕达哥拉斯宣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时代，还要几百年才会到来。而俄狄浦斯的统治，本质上就是对于这种神谕的否定。他自己治国时，也曾公然否定所有占卜师的真实性。索福克勒斯暗示，从即位到瘟疫暴发的十五年间，俄狄浦斯只靠自己的智慧统治，从未求问过神谕或占卜师。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俄狄浦斯从战胜斯芬克斯到瘟疫暴发的十五年间的统治，是一场政治启蒙或政治理性主义的实验，在这场实验中，宗教从政治中剥离，理性而非启示是统治者的唯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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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的统治标志着理性优先于血统。他不是科林斯国王的亲生子嗣，在形式上也不是忒拜城的王室成员，却依旧可以凭借对忒拜城的贡献被人民推举为国王。他的统治还意味着理性优先于年龄。他当上国王时至多二十出头，而当时的习俗通常拒绝有天赋的青年统治者。在这部《俄狄浦斯城》的后半部分，克瑞翁面对儿子海蒙的挑战时，亦愤怒地说道：“我们这么大年纪，还用其他年轻人来教我们变聪明一点吗？”先知、神谕、神法和长者的统治，是当时无法破除的传统。然而俄狄浦斯的统治，实际上是启蒙对迷信、理性对血统、智慧对年龄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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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忒拜城见证的，除了一场无法破解的悲剧之外，还有这场政治理性主义的试验，虽然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实际是人类历史早期就开启的一场在不同法律传统之间的抉择——表面上取胜的是神的法律，而非人的法律，是传统法统，而非民选法统。然而，随着俄狄浦斯刺瞎双眼，并从此成为历史上最可咏叹的悲剧英雄之一，和他紧密相连的“人的法律”同样也获得了崇高的纪念地位。当他的女儿安提戈涅为了埋葬兄长的尸体，不惜以身试国王克瑞翁的“法”之时，忒拜城见证了另一场法律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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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永恒不衰，超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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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俄狄浦斯城》的精彩之处，就在于用忒拜城串联起了数个希腊悲剧故事。这些故事分别来自于古希腊戏剧文学的“三巨头”——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他们的《俄狄浦斯王》《七将攻忒拜》《腓尼基的妇女》和《安提戈涅》，实际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编年史。几部悲剧串联起来，是这座城市中权力和政治命运的历史。暴力引发暴力，恐惧挑起恐惧，错乱和毁灭的种种图景在这个王族的历史中清晰展现。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克斯为了王位继承权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最终双双战亡，克瑞翁继任国王。这位原本理智平静的政治家，在登上王位后也被权力裹挟，渐渐变得独断与暴怒。他颁布法律，禁止任何人安葬引来异族军队进攻忒拜城的“叛徒”波吕涅克斯。然而这时，看似柔弱的“前任公主”、几乎失去了一切亲人的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决定站出来“逆法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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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瑞翁的法律明令，谁安葬叛国者，将同样被处以死刑。然而安提戈涅决定对抗这一法令，安葬了她的哥哥波吕涅克斯。她的依据是，按照古希腊神律，一个人死后如不下葬，他的阴魂便不能进入冥土，而露尸不葬，也会触犯神灵，殃及城邦。消息传到克瑞翁耳中，暴怒的他决定审判“故意违反国法”的安提戈涅。当克瑞翁以死刑恐吓威逼时，安提戈涅说道：“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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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法律史上，这段对城邦法的控诉被称为“安提戈涅之诉”，成为后来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源头之一，并成为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之间论战的经典论题。安提戈涅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代表着公民依据自然法原则，依据天理和良心，对抗恶法的精神。这一悲剧还体现了当时雅典人关于自然法（在这里，它和神法是重叠的）的争议。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类的所有法律都以唯一的——神的——律条为生。”古希腊最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同样在演讲时说：不履行这种法律将招致公认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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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克瑞翁不肯承认自己的立法应该遵循什么更高级的法律。他将安提戈涅关押在石洞中，任她自生自灭。安提戈涅的选择是自杀——这一举动终结了俄狄浦斯家族的历史，却没能终结忒拜城遭遇的瘟疫和天灾。最终，克瑞翁认识到，在国法之上还有更高的意志和规则。然而为时太晚，忒拜城已经彻底堕落，无可救赎。他感慨道：“凡人都逃不了注定的灾难。”这一悲剧被斯多葛学派加以阐释，并经过西塞罗等人的发展，在罗马法中正式确认了自然法的地位。此后，自然法传统得以成为西方法律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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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痛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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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德意志剧院成立于1849年。一百多年前，这家剧院就是欧洲现代主义的中心，也是德国民族戏剧的代表，每年演出季都推出三十余部戏剧，其中不乏此类严肃古典题材。这一季的关键词是“民主、权力、暴力”，《俄狄浦斯城》就是演绎这三个词最好的一出戏。导演斯蒂芬·基密西介绍，这部戏蕴含了很多当代人同样面临的问题，比如统治欲、对权力的反思以及毁灭。他表示，俄狄浦斯王代表了一种类型的人，“他固执追逐真相，并以此为中心，不允许外界想法的干涉，最终导致了毁灭的后果”。基密西说：“这很像德国很多政治家，以自我为中心，犯错误以后又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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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版本里的俄狄浦斯，感情激越炽烈，话语、目光和姿态干脆硬朗，激情四射，火光飞洬。出演俄狄浦斯的是德国演员乌里奇·马特斯，他曾主演过《第九日》《帝国的毁灭》《意外的冬天》等电影。《斯图加特报》点评说：“这位俄狄浦斯是一个瘦弱而精壮的禁欲者，他必须要看透世间万象，经历一切苦难。他的目光极具穿透力，刺人心底，黑暗无情，什么都逃不过这双眼睛。可是这位忒拜城的统治者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他看不到众神对他施加的诅咒，从他杀死自己的父亲开始变为现实。当马特斯（俄狄浦斯）回忆起他的杀人举动时，他浑身燃烧着暴力的热情，使得他苦行僧般的身躯开始颤抖。当他最终明白了自己的命运而自戕双目时，他张大的嘴里发出的是无声的呐喊，像空洞般可怕空虚，就像爱德华·蒙克笔下的画作。在所有的狂怒和呜咽中，马特斯没有发出过任何错误的声响，他用身上的每一丝肌肉表演出这种无法承受的痛苦、他正在经受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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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密西导演的体系里，克瑞翁是层次最为丰富的角色。他先是作为幕僚支持俄狄浦斯，随后在俄狄浦斯两个儿子同室操戈的过程中掌握大权，在七将攻忒拜的战役中经历丧子之痛，在与安提戈涅的较量中变得刚愎自用，最终失去另一个儿子海蒙。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重磅角色是由女演员苏珊娜·沃尔夫反串饰演的。据导演解释，这一安排并非随意为之，也并非为了出新出奇，而是以此喻示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欧洲其他女性领导人。这一个克瑞翁带着强烈的中性气质，正像人们印象中的女性政治家形象。据德意志剧院副院长、该剧的戏剧构作索妮亚·安德思介绍，该剧在柏林上演时，许多政治家前来观看，这其中就包括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看完戏后我们一起吃饭交谈了一个小时，她告诉我这部戏引起了她很多关于如何运用权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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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女性角色扮演克瑞翁，恰如其分地促使观众将剧情与现实相连：舞台上古希腊悲剧中的政权更迭，其实亦是当前欧洲社会政治危机的真实写照。演员苏珊娜·沃尔夫在演后座谈中认真地说道：“欧洲民主政治随时处于危机之中，需要不停地维护。”他们排演这出话剧，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呼吁人们重新思考强权政治对于人性的湮没——克瑞翁因握有大权变得强蛮无理，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受强权弹压而不敢安葬亲人。剧作家们将此归因于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制衡因素的政体。对于柏林人来说，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电影《再见列宁》曾经展现过柏林墙倒塌前后，柏林市民的不适、狂喜与担忧。事实也正是如此，即使到今天，仍有许多柏林人生活在那段记忆之中。他们对于民主的向往与坚持，对其他城市的居民而言很难想象——或许，这亦是柏林人用“俄狄浦斯城”命名此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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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演绎》：寻找杀戮者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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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9日，《杀戮演绎》在第6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大观”单元展映，并获得了由观众投票决出的观众大奖。不过，导演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归类为纪录片的作品，或许应该称为“非虚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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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与名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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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的导演是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奇妙的是，约书亚和奥本海默这一名一姓，都对本片有着某种隐喻与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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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约书亚“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四处征战。他得到耶和华的襄助，屠耶利哥城，并将亚摩利人的五个王杀死挂于树上。从此，“约书亚主义”便成为十字军东征时屠城劫掠的护符。随后，西方人以荣耀上帝为名，开始了对世界的殖民、杀戮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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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我们熟知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也是一个犹太人。他被誉为“原子弹之父”，是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说自己“几乎亲手”投下了广岛原子弹。热爱梵语的他，在看到原子弹在广岛的耀目闪光及冒起的巨型蘑菇状云时，想到了《摩诃婆罗多经》中的《福者之歌》：“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然而晚年，他陷入了巨大的自责，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脱口而出：“主席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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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以约书亚为名、奥本海默为姓的导演，1974年9月23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在获得哈佛大学的艺术学学士学位后，他争取到以约翰·马歇尔大法官之名建立的奖学金，前往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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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奥本海默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拍摄一家英属种植园工人尝试组织工会以争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渐渐地，他发现组建工会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而是恐惧——1965年之前，种植业曾有过一个很强大的工会；但在1965年9月，所有工会成员都被定为共产党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要么被杀掉，要么被关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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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这段屠杀上百万共产党员、左派人士的历史时，奥本海默万分惊讶：这场杀死一百万人的灭绝行动，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审判，没有遇难者纪念碑，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当年的刽子手今天仍然是当地的狠角色，乐于吹嘘自己在大屠杀中的暴行；而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有如着了魔一般”，奥本海默在北苏门答腊寻访每一个能找到的当年的杀人者。而安瓦尔·冈戈是奥本海默遇到的第41个，他成了影片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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