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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然后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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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年过七十，身材瘦削，满头白色卷发让人想起纳尔逊·曼德拉。但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几十年来他令人谈虎色变，家中长辈都会用安瓦尔的名字来吓唬不肯乖乖睡觉的小孩。1965年至1966年，印度尼西亚军队将领苏哈托组织的反共清洗中，一百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华人、左派人士、知识分子阶层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而投入集中营，遭到屠杀。在北苏门答腊省省府棉兰附近的一条河边，每天晚上都有成卡车的“共产主义者”被拉来，军队并不自己动手杀人，任务交给从社会上召集的流氓。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夺命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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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安瓦尔·冈戈站在一幢低矮楼房的露台上，指着一块并不大的地面说：“刚开始我们把他们打死，就在这儿。但血太多，清理的时候太难闻了。我发明了这个。”他拾起一根短木棍，木棍中央拴了根长铁丝，铁丝的另一头系在露台上立着的铁管上。陪着他的男子在铁管一旁坐下来，扮演囚犯，双手背在身后像被捆住。安瓦尔在他脖子上绕一圈铁丝，抓住木棍作势用力拉，男子的头垂下来，“又快，又不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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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的许多都是华人。“他们被杀，在当地人看来是有原因的。”美国历史学家史达威尔解释道，“这些商人取了当地的姓名，作为一种掩护。在东南亚，华人商贩并不像他们在旧金山或利物浦一样被认为是安静而本分的生意人。他们的名声，等同于东南亚的犹太人——他们被认为是一群外来者、不速之客，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就被拿来当箭靶，被当成非华人缺乏机会的始作俑者。”史达威尔进一步分析当时那场屠杀之所以让当地人“心安理得”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当地人都明白这些华人巨子如何创造出巨额的财富，以及他们如何保有这些财富。基本上，华人会与其他的同业形成联盟，垄断价格，避免竞争，包揽政府合约，取得专卖的执照，而苏哈托、马可士及其他腐败的地方政治人物就被收买。华人往往参与超大型的官商勾结，造成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严重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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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安瓦尔和同僚们进行屠杀时，他们并没有什么负罪感。喜爱电影的安瓦尔轻松地说道：“有时我们看完电影出来，那是一部喜剧，愉悦的、快乐的。我们唱着歌，走到我工作的安保办公室，有人正在那里被施刑或被杀。看到有人被捆在那儿，我如果心情好，会递给他一根烟，然后继续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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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凶者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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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尔的老“战友”阿迪是当年的行刑队长。和安瓦尔不时流露出的脆弱与自省不同，阿迪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当年屠杀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杀人是你能犯的最重的罪，所以关键是找到办法让自己不觉得愧疚，这全靠找到正确的理由。要是有人叫我去杀人，只要回报合适，我当然会去。从某个角度讲这也没什么错，这种观点我们必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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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奥本海默用“谎言上瘾”来解释：“杀戮一旦开始，很好，我们需要那种宣传，让我们能面对自己，能继续杀下去，所以才有了意识形态”，“我不是杀人专家，但我认为意识形态从来就是找借口，而人类彼此伤害的原因只有自私。杀人者当然知道那些宣传是谎言，但这能让他们感觉舒服一点。他们知道事实，但宁愿相信谎言，他们需要这个谎言，他们对谎言上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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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曾经的女友也是华裔。他若无其事地杀死了她的父亲。他或许并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成王败寇”，但他在电影里说了另一句类似的话：“如果你要追查杀戮，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为什么只盯着杀共产党党员？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小布什当政的时候，关塔那摩（战俘营）就是对的，萨达姆就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就都错了。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我赢了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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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当年的屠杀者仍然是黑帮头目。“流氓”几乎是褒义词。影片里，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对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Pancasila Youth）演讲时说：“‘流氓’这个词，是从英文free man（自由人）来的。流氓想要行为自由，哪怕他们做的事情不对，但只要我们会跟他们打交道，那只需要引导他们就行了。”安瓦尔的许多朋友，仍然控制着国家或地区的命脉，其中有青年团头目，有专收地区保护费的流氓，有决定舆论风向的报业出版人。当奥本海默造访一个名义上致力于为“1965—1966年遇难者恢复名誉”的非政府组织时，发现其负责人正是当年这个地区的头号刽子手，亦是安瓦尔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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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奥本海默的话说：“他们过去的作为，给他们带来歌颂。当行凶者获胜，拥有权力并且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你不会听到证词，只会看到夸张的表演。”而当年受难者的后人，到今天仍然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他们只敢压低声音，对奥本海默悄悄指着某幢房子，说那家人是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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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另一端，遥远的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正日复一日地开庭，审判着涉嫌犯有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人们。当《杀戮演绎》在柏林上演时，人们曾经想过，能否将当年的行刑者们绳之以法。然而，就在2013年5月21日，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宣布，拒绝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这意味着这个已经有109个缔约国的国际组织，对于安瓦尔、阿迪和他的“战友们”仍然无能为力，对于至今讳而不言的受害者们爱莫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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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唤醒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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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夜晚，安瓦尔和阿迪在海边钓鱼，安瓦尔终于说起自己的梦魇：他越来越经常地梦到自己当年勒死的那些人一直在瞪着他。他选择逃避，在音乐、酒精和他人的赞美中逃避回忆。然而，据奥本海默说，安瓦尔一直比较失意，他没能进入权力顶层。他当年的朋友如今大多位高权重，而安瓦尔太诚实了。他对当年事件的怀疑呼之欲出，他从来无法完成一次连贯的、有说服力的政治演说，因为那都是谎言，他说谎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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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请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自己拍一部记录当时场景的影片。最初他们兴致盎然，组织了许多群众演员，铺设大火吞没村庄的场景。安瓦尔甚至染黑了头发，换上牛仔裤，兴致勃勃。然而，随着影片的进展，安瓦尔有些笑不出来了。为了慰藉自己，安瓦尔“导演”了歌舞片的段落——青山间瀑布前，仙女身姿摇曳，安瓦尔站在最高处，身旁两个男子扮演当年被他杀死的人，他们从脖子上摘下亮闪闪的铁丝圈扔掉，掏出一枚金灿灿的大奖章，挂到安瓦尔的脖子上，一边颂唱：“我们千恩万谢，你送我们进了天堂。”这一充满诗意的场景，只是安瓦尔的一厢情愿而已。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景时，在熊熊火光中，群众演员面对“五戒青年团”的追赶和暴行发出凄厉的惨叫，表演十分逼真。这已经足够让安瓦尔开始感到迷惘。最后，他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刑讯杀害的受害者的角色。当他体验到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被自己极其高明的发明——铁丝勒脖而死的感受时，安瓦尔突然说：“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然而奥本海默冷酷地回答道：“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排戏，等导演喊‘停’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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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关于杀戮的表演，最终或许能以唤醒行刑者的良心作为完美结局。然而安瓦尔和奥本海默都知道，所谓的唤醒良心，不过是徒劳。假如历史重演，无论是真的出于生存需求，还是出于某种利益之争，一群人对另一群人起了杀机，那么惨案仍然难以避免。尘埃落定之后，胜利者仍然有最终的话语权。法律仍然和历史一样，是任由人打扮的小姑娘，脸颊被血色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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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不应这样悲观。电影在柏林上映时，许多人提到了纳粹屠杀和战后审判。也许有一天，印度尼西亚会批准《罗马规约》，重新审视那段被权力掩埋的真相和改写的历史。因为谎言重复一千次，仍然是谎言。再深的自我催眠，也会最终醒来。法律终究会折射出人性的光辉。最后，关于姓名的另一个巧合：奥本海默（Oppenheimer）这个姓氏，在一些地方写作奥本海（Oppenheim）——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虽然以一部《国际法》名扬天下，但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良心论》。他在书中写道：“良心看上去脆弱，又毫无用途，连自己也说服不了。然而，在经历许多年之后，你会突然发现，它从来没有被人们真正抛弃。相反，它总会找到合适的种种途径，显现出它主宰一切的魔力。”或许这部《杀戮演绎》亦正是良心显示魔力的途径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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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像》：寻找失明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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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会说苏门答腊语的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携纪录片《沉默之像》登场。这部电影曾获包括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苏黎世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14个重要奖项。其姊妹作品《杀戮演绎》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并引发人们对印度尼西亚“九三○”屠杀的反思。两年之后，《沉默之像》再度将人们带到那个被称为“遗忘之国”的群岛国度，带入受害者所长久承受的暴力阴影和伤痕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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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回在恐惧与沉默中丧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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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像》和《杀戮演绎》的题材可谓一脉相承，然而拍摄角度却发生了转化。《杀戮演绎》将镜头对准了当年的刽子手们，让他们在镜头前通过表演呈现在当年大屠杀中的麻木。而《沉默之像》则选择了受害者的视角，引导人们审视幸存者和杀戮者仍然共存的当下——令人遗憾的结论是，五十年前的那场屠杀并没有远去。刽子手们身居高位，而受害者及其家属噤若寒蝉。没有人反思，没有人起诉，没有人受审，没有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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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像》的主人公是一位验光师，名字叫阿迪。他曾在一家人权组织工作，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他进入了银幕。用导演奥本海默的话说：“2003年至2005年，我通过北苏门答腊和雅加达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尽可能地寻找到加害者，并一一拍摄。那时，作为工作人员的阿迪看过了我拍到的所有素材。然而，直至拍完《杀戮演绎》后，阿迪才意识到自己的父母也一样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阿迪的父母在那场屠杀中失去长子。在他们的家乡亚齐，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被虐杀后丢入河中。后来，河边的居民再也不愿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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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中包括阿迪从未谋面的哥哥。他在1965年的一个夜晚被行刑队捅伤后，挣扎着逃回家中，然而军队很快前来抄家，以带他去医院治疗为借口，在半路上折磨他至死，割下了他的阳具，再将残缺不全的肢体丢到河中。这份痛苦一直折磨着阿迪的父母，尽管后来生下了作为“替代品”的阿迪，他们也从不情愿对儿子讲起过往。因此，阿迪渴望知道和自己一样普通的哥哥如何遇害，以及这场暴力劫难如何给家庭带来长期的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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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他已经在我拍摄的加害人素材里找到了答案，他认出了家乡亚齐的不少人——‘噢！这人是我的小学老师，那人就住在街角，看看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是多么厚颜无耻、多么扬扬得意啊，他们居然能炫耀着自己的屠杀的成功，受害人中就包括了我的哥哥。’一定是这种胜利者的狂妄姿态，持续地给受害者家属带来挥之不去的恐惧。”因此，当奥本海默拍完《杀戮演绎》返回印度尼西亚时，阿迪找到了他，希望以自己的故事为主题，拍一部从受害者视角出发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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