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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像》：寻找失明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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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会说苏门答腊语的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携纪录片《沉默之像》登场。这部电影曾获包括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苏黎世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14个重要奖项。其姊妹作品《杀戮演绎》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并引发人们对印度尼西亚“九三○”屠杀的反思。两年之后，《沉默之像》再度将人们带到那个被称为“遗忘之国”的群岛国度，带入受害者所长久承受的暴力阴影和伤痕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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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回在恐惧与沉默中丧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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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像》和《杀戮演绎》的题材可谓一脉相承，然而拍摄角度却发生了转化。《杀戮演绎》将镜头对准了当年的刽子手们，让他们在镜头前通过表演呈现在当年大屠杀中的麻木。而《沉默之像》则选择了受害者的视角，引导人们审视幸存者和杀戮者仍然共存的当下——令人遗憾的结论是，五十年前的那场屠杀并没有远去。刽子手们身居高位，而受害者及其家属噤若寒蝉。没有人反思，没有人起诉，没有人受审，没有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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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像》的主人公是一位验光师，名字叫阿迪。他曾在一家人权组织工作，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他进入了银幕。用导演奥本海默的话说：“2003年至2005年，我通过北苏门答腊和雅加达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尽可能地寻找到加害者，并一一拍摄。那时，作为工作人员的阿迪看过了我拍到的所有素材。然而，直至拍完《杀戮演绎》后，阿迪才意识到自己的父母也一样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阿迪的父母在那场屠杀中失去长子。在他们的家乡亚齐，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被虐杀后丢入河中。后来，河边的居民再也不愿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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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中包括阿迪从未谋面的哥哥。他在1965年的一个夜晚被行刑队捅伤后，挣扎着逃回家中，然而军队很快前来抄家，以带他去医院治疗为借口，在半路上折磨他至死，割下了他的阳具，再将残缺不全的肢体丢到河中。这份痛苦一直折磨着阿迪的父母，尽管后来生下了作为“替代品”的阿迪，他们也从不情愿对儿子讲起过往。因此，阿迪渴望知道和自己一样普通的哥哥如何遇害，以及这场暴力劫难如何给家庭带来长期的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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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他已经在我拍摄的加害人素材里找到了答案，他认出了家乡亚齐的不少人——‘噢！这人是我的小学老师，那人就住在街角，看看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是多么厚颜无耻、多么扬扬得意啊，他们居然能炫耀着自己的屠杀的成功，受害人中就包括了我的哥哥。’一定是这种胜利者的狂妄姿态，持续地给受害者家属带来挥之不去的恐惧。”因此，当奥本海默拍完《杀戮演绎》返回印度尼西亚时，阿迪找到了他，希望以自己的故事为主题，拍一部从受害者视角出发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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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印度尼西亚、在纪录片历史上，或许还没有幸存者直接面对实权在握的凶手的经历吧。这种情况不但超越了我的经验，也让还活着的凶手们猝不及防，他们不会想到有这么一天，幸存者就这么来到家里。”奥本海默这样说道。此外，阿迪之所以能够接近这些刽子手和他们的后代，是因为有着一个便利的职业身份——验光师。他时不时以免费验光为名，走进这些杀害自己哥哥的凶手家中。他之所以能认定他们是凶手，也是因为加害者的高调所致——他们曾在奥本海默拍摄的录像素材中，手舞足蹈地复述自己杀戮的“英雄事迹”。其中一位甚至出版了漫画绘本，分篇章讲述着自己杀死32个“共党分子”的故事，并声称曾经喝下受害者之血，因为“那样可以避免精神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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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的三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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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验光师，阿迪多次坐在仪器前，为普通的印度尼西亚人、为受害者甚至为加害者验光。而他失明的父亲则不需要这项服务。正如我们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再高明的视力矫正也治不好真正的“失明”。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应用了三重“失明”的隐喻，来影射被称为“遗忘之国”的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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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失明”，是行刑者从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犯罪，而只是服从命令的“选择性失明”。这在《杀戮演绎》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中的行刑队长曾这样说：“杀人是你能犯的最重的罪，所以关键是找到办法让自己不觉得愧疚，这全靠找到正确的理由。要是有人叫我去杀人，只要回报合适，我当然会去。从某个角度讲这也没什么错，这种观点我们必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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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失明”，是《沉默之像》中阿迪老父亲的失明与失忆。作为受害者，他们无能为力，只能够尽力抹去伤痕记忆。一开始，他恐于提及往事，不愿提到长子之死，而到了后来，他干脆真的不再记得自己有个死于行刑队毒手的儿子。这一重失明，一半是由于恐惧与伤心，另一半是由于社会主流舆论的洗脑。在印度尼西亚，国民历史教育进行着黑白颠倒的宣传。纪录片中，在阿迪儿子的课堂上，“九三○”事件被教师描述为“没有信仰的共党分子俘虏并虐杀了六名军官，挖出了他们的双眼”的惨剧；而在另一段新闻纪录片中，右翼分子行刑队员在镜头前讲述：“苏哈托上台后，共党分子纷纷投降，踊跃要求处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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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失明”，是作为导演的奥本海默向自然和历史的发问。他在接受采访时，提起影片结尾时，行刑者回到当年屠杀“共产党员”的河岸边做出胜利手势的镜头：“早已没有人确切知道亚齐的10500个年轻人是在哪一河段被虐杀的，而这一令人胆战的‘胜利手势镜头’，或许象征着某种‘苍天无眼’般的自然界失明。”这种“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的追问，在他的镜头下，表现为印度尼西亚热带森林郁郁葱葱的诗意画面与曾经持续不断且从未反省过的人类暴力之间的强烈反差。《杀戮演绎》中也运用过这一手法：主人公安瓦尔站在青山间瀑布前，扮演仙女的群众演员身姿摇曳；巨大的鱼形餐馆里，从鱼嘴状入口中走出一个个身影；行刑队员们则心安理得，甚至有些自豪地对着镜头表演当年的杀戮。而在《沉默之像》中，这种反差从一小部分杀戮者，扩展到了整个印度尼西亚社会。用阿迪的话说：“他们的视力都有了问题，有的已经治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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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愿公义如江水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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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杀戮演绎》和《沉默之像》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对五十年前大屠杀事件的关注和反思，然而在印度尼西亚，要追究当年行刑者的法律责任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方面，根据现行印度尼西亚法律，任何犯罪的追诉时效都不超过18年，这意味着当年的刽子手们将永远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另一方面，那些当年的行刑者，今天仍然是社会的实际统治者。他们通过屠杀建立的秩序，非但不被认为是罪恶的，反而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使得阿迪和其他幸存者追寻真相的努力显得如此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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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奥本海默说：“《杀戮演绎》之后一切并没有结束……那些从来没有被法律审判过，今天仍旧在威胁、恐吓受害人生活的大屠杀刽子手们，应该得到警告。否则，曾经发生的悲剧在今天任何时候还可能重新上演。在拍摄并上映《杀戮演绎》时，我就期待着，在向人们展示发生的一切后，那些杀人者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然而这并没有发生，所以我还要接着拍摄，因为很多人还在这种恐吓的阴影下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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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出资支持拍摄《杀戮演绎》的德国电影大师赫尔佐格，继续支持奥本海默拍摄了《沉默之像》。他们的努力和目标，或许并不难揣测：以平静真实的叙述，揭示当年的暴力在今日印度尼西亚的遗痕，并且呼吁对于历史的反省和恶行的追究。然而遗憾的是，正当《杀戮演绎》在柏林、《沉默之像》在威尼斯收获多项大奖时，印度尼西亚政府再次拒绝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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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法律无能为力，阿迪只能选择靠自己的力量，和奥本海默的镜头一起，进行沉默的追问。在他们“不合时宜”的追问中，阿迪的亲叔叔——当年他作为监狱看守，非但没有救出侄子，反而漠然地“执行着命令”——愤怒地反击道：“你怎么胆敢指责我有责任？”而政治家们则对一切心知肚明。有上位者回答阿迪道：“这都是政治，政治就是一群人的行动只为了帮助一个人达到一个目的。”他甚至威胁道：“如果你翻出旧账，历史便会重演。”此外，还有无数当年的行凶者，在镜头面前麻木而得意地笑着，摆出胜利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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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奥本海默并不那么悲观。他说：“这些笑，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哪怕面对如此恐怖的大屠杀，人们也企图逃避罪责和恐怖的回忆。这些笑着的凶手知道自己做了不正确的事情，近五十年之后，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和可能受到的惩罚担心。这绝不是好笑的事情。”在他看来，没有能够逃脱历史审判的罪，即使一时一地的法律不能追究真凶，人们也能最终找到答案。那些在整个东南亚，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借口政治、宗教和主义，杀害无辜百姓谋求权力的独裁者，最终都将受到问责——而他的这两部纪录片和他未来将为之付出的努力，正是迈向这个目标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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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无葬身之地》：从虚无中寻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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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的灯光如血一般，映在每一个受刑者的脸上，他们面临着此刻同时也是一生的选择。《死无葬身之地》这部被称为“存在主义代表作”的戏剧，在法国上演时曾引发巨大争议。而近年在中国上演的这一版《死无葬身之地》，同样拷问着观众的灵魂。“无论何时，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作者萨特曾经这样说。这部被他称为“境遇剧”的经典，也正是在不遗余力地阐释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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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世界中的真实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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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无葬身之地”，是剧中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法国人都面临的悲惨境遇。国土被德国法西斯侵占，连在铁蹄下丧命的法国人的尸骨也无处安葬。向来闲散浪漫的法国人被迫分为两个阵营：要么坚持斗争，加入抵抗运动；要么服从德军扶植的维希傀儡政府，成为“合作分子”。二战期间，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们，一旦被德军或政府军发现，便“死无葬身之地”。然而，维希政府的军警们也知道，假如德军战败，他们在战后将被钉上耻辱的十字架，成为历史和民族的罪人，难得安生。在这个意义上，凡战争铁蹄过处，人们想要安然自保固然困难万分，即使想要自暴自弃地死去，也往往无法得到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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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一开场，便是哀鸿遍野的骇人景象：戴着手铐的游击队员、被烧毁的农庄、大火中绝望求救的少女、乱石中曝晒于烈日之下的三百多具焦黑尸体。村子里，除士兵、俘虏、尸体和乱石以外，唯有废墟。五名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员被俘，唯一逃脱的队长若望，不久也作为身份不明的村民被关进同一间牢房。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选择中痛苦挣扎。萨特通过游击队员们的对话，描绘了他们被捕后微妙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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