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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转折出现了。律师转向了自己最不擅长的角色——骑马长途奔袭，赤手空拳孤身救险。原本毫无感情、专门利己的律师，可以为了泄愤纵火，可以伪造证据，可以为大盗辩护，可以开走他人“为纪念亡妻购买的汽车”，甚至可以毁尸灭迹，可他竟然在这里舍身搭救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如果说这是爱情，那么这爱情未免来得太过容易。如果说这是律师在蛮荒世界里拾回了失去的良知，那么他为何不珍惜同车警察的生命？假如我们用魔幻现实主义来看待此后影片的发展，将大漠骑士英雄救美，被枪击中若无其事，并最终与反面角色同归于尽的桥段，视为一场象征意义胜过现实意义的歌咏与赞叹，或许更容易让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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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和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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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人区”，律师和妓女都有存在的必要。但是这种存在同样被扭曲异化。从城市来的律师在面对法官、警察、当事人时，运用起法律规则和辩护伎俩，极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法庭上，他简单“搜集”证据、引导证人，就可以颠倒黑白。然而在荒漠中、黑店里，他的法律常识和伶牙俐齿都派不上用场。甚至他想去救人时，也只能强蛮地夺车伤人，而无法再使用自己擅长的法律本领。而片中的妓女，在大城市原本可能裹上舞蹈、表演的包装，或是利用自己的美色与善变，将男人迷得团团转。然而在无人区，她只不过是被拐卖来嫁给傻子的牺牲品，是隶属于黑店一家人的私有财产。其实，色情交易绝不是黑店的主营业务，更多时候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捆绑经营。她的存在，和律师的存在一样，都显得有些尴尬而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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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当警察以涉嫌盗抢车辆、故意伤害等行为拘捕律师时，观众内心隐隐希望律师暂时不受现代社会的规则和法律的拘束，去救出那个与自己命运相似的妓女。在这里，导演对于律师的定位，可谓一目了然：律师和被卖到荒漠里的妓女实际是一样的，身陷于野蛮的规则之中，受到威逼或利诱之后，认同了这些规则并积极地改造着自己，为了钱可以任由人蹂躏，面对每个可靠或不可靠的客户，为了自保一开口便是谎言。或许律师希望那个妓女能够代替他正直地活下去，当他挣脱警察的控制，犯下又一桩“罪行”，骑上马背赶去救人时，观众内心实际是默许甚至期待的——蛮荒世界的规则与人性的良知自赎重叠，成就了律师的自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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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导演内心的纠结。故事最终，真相才突然揭晓：其实律师一瞬间的良心发现，只不过是他想象出来的一种结局。或许律师根本不会骑马，更不会孤身深入虎穴，救那个前一天他还毫不在意的女子。离间盗猎者和隼贩子，趁乱救出妓女，抢回鹰隼并予以放生，最终与盗猎者同归于尽——这一切，只存在律师的脑海之中，只是一种羞于独自逃命的不甘，或是一种被蛮荒生机所激发的血性。然而在现实中，更可能发生的场景，是律师在警察的“保护”下，一个人回到城市，继续着光鲜的职业生涯，并将这段经历包装成一个“大律师远赴大西北，勇敢救助被拐妇女，协助警察端掉犯罪窝点”的个人传奇。至于仓皇逃生，毁尸灭迹，抛弃与自己同样不幸的妓女，都将成为律师“不能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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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宁浩并没有让故事向这个灰色而真实的方向发展。律师化身为孤胆英雄，救出了那个失足的女子。在“无人区”惯于被人坑害、同时也帮着坑害他人的妓女，回到了安宁的世界，在小小的舞蹈学校里当上了助理教师。影片的叙事手法是否生硬姑且不论，这份赋予野蛮阴暗一点亮色的积极心态，确实值得称许。然而，残酷的现实则是，根据统计，大部分被拐卖的妇女都会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心理障碍。她们或是不愿离开曾经对自己施害的拐卖者，或是已经失去谋生技能和社交能力，重返社会的难度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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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最后，舞蹈教师接受妓女成为她的助手，同样也是极为乐观的想象。研究表明，对于曾经“堕落”的女性，持较不宽容心态的大多并非男性，而是同为女性的“良家妇女”。她们会排斥、驱逐甚至妖魔化这些作为受害者的同胞，视她们为病毒一般。据说影片原本的结局是：律师和大盗同归于尽，妓女活了下来望着满天的人民币，可是，她无处可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又不能嫌弃导演的“大团圆”结局——能够回到现实世界重振雄风的律师，永远地留在了“无人区”；回到城市后要面临种种艰辛挑战的妓女，却要独自在冷漠的都市丛林中活下去——恐怕没有比这更深的绝望和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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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170273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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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Act 3 通往权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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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170273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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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弗兰肯斯坦》：人？怪物？还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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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英国TNT剧院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了经典话剧《弗兰肯斯坦》，由保罗·麦奎根执导的同名电影也在全球上映。《弗兰肯斯坦》又名《科学怪人》，是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两百年前创作的小说。即便在今天看来，这部追问科学的伦理边界、思考人之为人的原因、质问社会“为何不能宽容”的作品，仍然十分深刻。在追求幸福的须臾之间，悲剧却已经铸成，所有人的命运即将滑入深渊，有什么力量能够确保科学这个“潘多拉盒子”适时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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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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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19世纪初的作品，《弗兰肯斯坦》在两百年前就预见了克隆人和干细胞研究，实属可贵。年轻的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出于对生物学的探究和热爱，从停尸房等处取得不同人体的器官和组织，拼合成一个人体，并利用雷电使这个人体拥有了生命。弗兰肯斯坦将其命名为“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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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的问世，始于一次文学游戏。1816年夏天，玛丽同丈夫雪莱、诗人拜伦等人在日内瓦郊外度假。由于当年年初印度火山爆发造成的恶劣天气，人们多数时候只能在屋中度日，拜伦便提议每人说一个恐怖故事作为娱乐。诗人雪莱为《弗兰肯斯坦》代写的序言中提到当时的情景：“那个季节阴冷多雨，傍晚我们围绕熊熊燃烧的柴堆烤火，时而用一些顺手可以找见的日耳曼鬼怪故事自娱。这些传说激发大家照猫画虎，试图如法自己创作相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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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人人都才思泉涌，唯有玛丽始终想不出故事轮廓。她每日听丈夫与拜伦等人谈论德国民间传说和科学奇谈后，一日突做异梦产生灵感，写出了这个故事。故事成型后，雪莱帮助她进行了多处修改——手稿研究表明，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的自述部分，经常有雪莱动笔修改的痕迹，而怪物亚当的故事，则相对完整地保留着玛丽的原作。有趣的是，那一年夏天的日内瓦，尽管最初阴冷多雨，然而天气很快放晴，于是这群人都前往阿尔卑斯山中游览去了，奇峰美景使他们忘记了创作鬼怪故事的计划，唯有玛丽所写的故事最终成书并流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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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值整个西方社会经历深刻变化的时期，英、法、美等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文明空前发达，天文、地理、物理、生物等学科领域也有很多重大发现。经过科学与理性洗礼的广大民众普遍盲从科学，并对科技改变世界抱有各种幻想，大家相信科学知识是一件魔力无边的法宝，它“永远能为你提供精神食粮，使你不断探索，发现奇迹”（雪莱语）。因而，这部《弗兰肯斯坦》的副标题分外值得琢磨：“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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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想象不到，完成这部作品时，玛丽年仅18岁。她的父亲威廉·葛德文是著名政治家、哲学家，母亲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则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女权辩护》一书的作者，她的家里常开办文化沙龙，其父葛德文的崇拜者更是络绎不绝，诗人雪莱就曾是这些年轻的崇拜者之一。他们谈古论今，探讨的—个突出的问题，便是人类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与成功在令人欢欣鼓舞的同时，又让人陷入恐慌和沉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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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该书的副标题“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还是弗兰肯斯坦所创造的怪物之名“亚当”，都在暗示这项科学冒险正在触动人类文明的禁忌。弗兰肯斯坦原本生活在一个“由律师和公证人组成”的传统家庭，然而他到大学学习生物之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寻求生命起源。新版电影的副标题——“遇见造物主”也揭示了这个故事的宗教伦理意义。当时的时代风气给予了弗兰肯斯坦探索的动力和激励。“在大学里，人人都在发明，都在创造，别人已经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要完成得更多。”于是，弗兰肯斯坦开启了令他追悔莫及的造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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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伦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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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研究过，亚当的原型是犹太神话中的勾勒姆（Golem）。该词源于伊地语，也译作“泥人”。勾勒姆是人用泥和水，通过咒语和魔法制造的具有人之特征的东西。勾勒姆最突出的特点是强有力，且会日渐强壮。它的本性并不坏，相反，它服从命令，听人的指挥，为人做事，并且可以保护主人免受敌人的威胁。但同时，它笨拙、莽撞和危险。如果不善加管教，它甚至可能因其鲁莽而伤害主人。根据雪莱的说法，他们在日内瓦度假时用于自娱的那些“顺手可以找见的日耳曼鬼怪故事”，其中很可能就包括了勾勒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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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勾勒姆，有的传说中把它描写为邪恶、恐怖的怪物，更多的是把它描写为体型庞大、笨手笨脚的愚人，它既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劲儿，也不知道自己有多笨多无知。而玛丽笔下的弗兰肯斯坦所创造的亚当，虽然与勾勒姆有密切联系，却有本质的差异——科学家并不是用魔法造怪物，而是用科学造“人”。这部科幻作品放在21世纪的今天，也许并不新奇。但在19世纪初，玛丽塑造的怪物形象仍然是超前而令人着迷的。《弗兰肯斯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科学在公众心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