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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大众的心中，科学正像是来源神秘而力大无穷的怪物亚当。与勾勒姆不同的是，亚当不但会讲话，而且能言善辩。他学习的第一个词便是“乐园”（paradise）——因为那是他出生的世界，也是他希望栖居的乐土。与勾勒姆一样，亚当并不是天性凶恶，甚至可以说是心地纯净。但他的身份一直处于尴尬地位：他是人，还是物？有时接近人，有时接近物。就其具有人形、能思维、能言谈而言，他更像人。他始终要求拥有做人的权利，如受到尊重、与人相爱等。而当他因为长相丑陋、形态可怖，而不被人类世界接纳时，他被迫反抗，做出极端行为，甚至胁迫弗兰肯斯坦为他再造一个夏娃，好与他终生做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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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迫于亚当威胁的弗兰肯斯坦起初答应了他的要求，开始新的造人计划。然而考虑再三后，他担心亚当和夏娃会繁殖出无数新的怪物，遂在即将成功之时，将女性怪物毁灭，并对亚当吼道：“你知道什么？力量没有理性、毫无逻辑！它是无法无天的、动荡不安的、眼花缭乱的、全然疯狂的！是绝对不可能控制的！几百万个怪物游荡在世界上？互相交配，生儿育女，繁衍一支邪恶的种族？不！你是你们一族的仅有的一个——也将是最后的一个！”亚当在盛怒之下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新婚妻子伊丽莎白，并开始了一连串复仇式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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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尚纯洁的伊丽莎白——唯一一个知道亚当真实面目，却仍愿伸出援手的人——死于榻上，观众陷入了绝望和愤怒。该谴责的无疑是被造出来的、失去理性的怪物，但是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就没有任何责任吗？他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只顾得意于自己的惊人发现，便打开了悲剧之门。他曾经说：“上帝创造世界以来，大智大贤者孜孜以求的目标，现已尽在我手掌之中。”“一个新物种将奉我为造物之主，称我的名字为圣。”这种失去伦理规范的对科学的迷信，正是一切悲剧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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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人海我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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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肯斯坦》除了指出过度追求知识的危险，更可贵的是流露出一种对异类的关怀。弗兰肯斯坦在弥留之际说：“我一直在反省过去的所作所为，我认为自己是无可指责的。凭着一阵疯狂的热情冲动，我造出了这个有理性的生物，因而也就对他负有义务，应竭尽自己的所能，保证他幸福安康。不错，这是我的义务，但是我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义务，对自己同类的义务，我更应放在心上，因为这关系到更多人的幸福和痛苦。”亚当固然长相异于人类，然而由于其习得理性，本质上更有人类的特征。可是他处处受到排斥、欺侮和攻击，甚至连创造者弗兰肯斯坦都视他为危险的怪物，拒绝为其寻找配偶——他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异类，只能与人类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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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书信体小说，人们容易忽略的细节之一，是叙事者的信件日期。第一封信和最后一封信的日期十分耐人寻味。第一封信的5月26日（星期四），是作者玛丽自认为的母亲受孕之日；而最后一封信，则写在她的母亲难产去世的次日。母亲生她时难产而死，这件事一直影响着玛丽，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自己害死了母亲”的念头。后来父亲再婚，玛丽不得不与生父、继母、继母原来的孩子、继母与生父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家庭成分复杂，矛盾也多。直到玛丽长大成人并遇到了雪莱，才终于获得与人交流感情的机会，可当时雪莱已有妻室，因此玛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充当了“第三者”的角色。雪莱妻子投河自杀后，玛丽终于与雪莱结婚，但婚后多次流产，只成活了一个孩子。六年半之后，雪莱在海上覆舟淹死。玛丽一生都活在他人的白眼和排斥中，一生不幸，一生为死亡所缠绕，所有这些都折射在她的作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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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独自与世界为敌的心情，在亚当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亚当试图进入人类社会却受到排斥，渴望爱和温暖却只能孤单痛苦。没有人视他为同类，即使他努力帮助人们工作，也得不到感谢。日耳曼传说中有许多类似的故事，例如《科隆的小家神》中，无形无影的小家神们帮助裁缝干活，裁缝的太太却一直想抓住他们，并在楼梯上撒下豌豆使他们摔跤显形——这些日耳曼传说很可能在那年夏天日内瓦的聚会上给了玛丽灵感。无论是作为友善的异类，还是作为相似的同类，亚当都得不到认可——而玛丽在其中也灌注了她自己的感受与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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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肯斯坦》自出版以来，成为英美文化中的一个热点，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美国心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特博士进行过—项大范围的研究，统计全世界文学作品和传说中最重要的一百名虚构人物：第一名是哈姆雷特，贾宝玉名列第八，弗兰肯斯坦排名第三十三。Frankenstein成了英语中的一个新词汇，描述一个最终毁了它的创造者的东西——这既是人类对自我的描述，又揭示了人们之所以排斥亚当的深层原因，即一种对相似同类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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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剧落幕之前，借亚当之口，玛丽说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我从未要求生命，可一旦获得，我就会为生存而战。所有的生命都无比珍贵……事实上，我只是想要个朋友啊！这世界上，谁不是罪犯呢？那些没有缘故就驱逐我的人，同样有罪！因为他们全是高尚纯洁的基督徒，而我，这个可怜的、四处碰壁的家伙才是该被人遗弃的，该任人歧视、打骂和践踏？这是什么愚蠢的逻辑？这是赤裸裸的侮辱！是哪个傻瓜告诉我偏见能被战胜？……我跟别人不同，再没有比这个更明显的事实！我那么努力地试着融入人群，可我依然还是个异类！为什么我不能只做我自己？”假如我们暂时忘记亚当可怖扭曲的外表，或许会发现，他的独白其实是那个孤苦的女孩儿终其一生想要说出口的话——这声音最终消失在冰原之上，即使其创造者弗兰肯斯坦也听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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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自由之岛永不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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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索尔·富加德这位托尼终身戏剧成就奖得主的名字，或许并不为中国观众所熟知，但他在世界文坛则闻名遐迩。2015年9月到10月，他的三部代表作《我的孩子们！我的非洲！》《孤岛》和《火车司机》在上海首演，反响强烈。11月8日至10日，《孤岛》在北京蓬蒿剧场上演。这部作品取材于曼德拉被关押在罗本岛时演出《安提戈涅》的经历，反映了罗本岛监狱的真实情境，而其剧中剧《安提戈涅》更是对于“何为真正的法律”提出了千古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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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文学的灵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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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索尔·富加德1932年6月出生于南非南开普省的米德尔斯堡。他是一个白人，这或许解释了他关于南非种族隔离与歧视制度的作品中存在的某种微妙失衡。尽管如此，他仍然被称为南非文学的灵魂人物，《纽约客》评价他为“诺贝尔文学奖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最佳候选人”。2011年，他被有戏剧界奥斯卡之称的托尼奖的评委会授予终身戏剧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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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至今的六十多年里，富加德以种族隔离和歧视为主题，创作了超过30部戏剧剧本、4部电影剧本、2部小说。他既是编剧、导演、演员、小说家，又是一名兼职水手。1953年从南非开普敦大学退学后，他当上海员，周游世界。1956年回到南非，看到国内种族隔离对于社会和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后，他开始投身于戏剧创作，并创建了南非著名的“巨蛇剧团”（The Serpent Players），曾在废弃的蛇窟里进行演出。据《英国戏剧指南》描述，富加德的每一部作品都如同手术刀，剖开社会痼疾，切中观众内心，话剧展现了“人性、荣誉、尊严如何在最极端的境遇下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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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在中国首演的富加德的三部代表作中，《我的孩子们！我的非洲！》是根据1984年发生在依旧处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的一桩真实事件创作的，三十多年来在世界各地频频上演。充满理想的南非黑人教师M先生，期望自己最引以为荣的黑人学生萨米能考上大学，将来成为一名领袖，改变南非的现状。他安排萨米与当地私立学校的女生伊莎贝尔组队，参加全国英语文学竞赛。如果成功，萨米就能获得奖学金进入大学。可是时局混乱，萨米不愿再继续读书，从而和M先生产生激烈冲突。尽管伊莎贝尔从中调停，M先生和萨米最终仍然各自做出了难以挽回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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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司机》是富加德2010年的新作。剧中，白人火车司机洛尔福意外撞死了一名抱着孩子卧轨自杀的黑人妇女，自此无法摆脱内心的不安。他决定寻找这名女子和孩子的坟墓，以摆脱梦魇。他找到了据说埋葬着这对母子的黑人墓地，遇到了黑人守墓人西蒙。白人火车司机和黑人守墓人相遇，为了一位选择抱着孩子卧轨自杀的黑人妇女，开始了解对方的世界。关于《火车司机》，富加德本人曾这样说：“这部作品对我来说就是一切。它是我的真理与宽恕。我认为我的整个写作生涯都融会在《火车司机》里，因为它探讨了我自己内在的盲目和愧疚，和作为一个白人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的全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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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次在中国演出反响最为强烈的，莫过于1973年创作的《孤岛》。20世纪70年代，富加德将巨蛇剧团成员自身遭遇的种族隔离创伤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相结合，排演了《高加索灰阑记》和带有浓烈布莱希特风格的《安提戈涅》。这个时期，他还以真实事件为蓝本，创作了名剧《外套》：丈夫因参与反种族隔离遭到逮捕，只留给妻子一件外套与这件外套的相关说明。受到《外套》一剧的启发，富加德继续以工作坊的形式，与巨蛇剧团的主要演员合作，以导演临场指导、演员即兴表演的方式，创作了《孤岛》和《希兹尉·班西死了》。当年演出《孤岛》的两位演员分别是约翰·卡尼和温斯顿·纳特舒那。因此，剧中的两位囚犯名字即为约翰和温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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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罗本岛监狱生活的实验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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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戏剧以剧本为中心的戏剧形式不同，在《孤岛》中，富加德主张演员应当用发自内心的语言、声音和动作来充实沉默的剧场。富加德搜集了大量反映罗本岛监狱生活情境的笔记，将这些笔记和一些历史口述作品悉数交给他的合伙人、剧团主创人员约翰和温斯顿。他们在深入阅读之后，开始了三人即兴创作。没有既成剧本，两位主演和导演一起在排练中探索对于《孤岛》一剧的最佳表达。在舞台布置上，也没有繁杂的道具、服装、灯光和布景，甚至没有多余的角色，完全通过演员的语言、声音和动作，来充实戏剧内容，修正剧情发展。有研究者称，《孤岛》一剧也体现了富加德对于非洲本土“口承文学”的继承。富加德本人对以神话、传说、故事、口头诗歌和模仿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口承文学”十分痴迷。正是这种痴迷，使得他在《孤岛》中多次使用剧中剧、场景幻想、回忆代入等手法，通过演员的表演，让观众暂时忘记狭小的囚笼，进入广阔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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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一词，首先是指地理意义上的罗本岛。这个位于南非西开普省桌湾中的小岛，面积5.07平方公里，距开普敦11公里。从17世纪开始，罗本岛即是殖民者关押土著反抗运动首领的地方。1846年至1931年，该岛成为麻风病人收容所，精神病患者也送至此隔离。1960年以后，罗本岛成为南非当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先后关押过包括曼德拉在内的三千多名黑人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罗本岛也因此被视为南非黑人反对种族隔离、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象征。监狱当局对黑人政治犯实行非人待遇，一个约40平方米的牢房最多关押过150名囚犯，每个囚房只有3条毯子，大部分犯人都直接睡在地上。1991年，最后一批犯人被释放，1994年诞生的新南非政府不再将其作为监狱使用，并将罗本岛建设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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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约翰和温斯顿就是被关押在罗本岛上的两位黑人囚犯。他们被押上罗本岛之前，与几十名囚犯一同挤在车厢内，不能移动不能坐下。约翰这样回忆被押送前来的经历：“在我们要离开荣海监狱的时候，我又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要走500英里的路，我就提前喝了一加仑的水。天哪！角落里有一个水桶，但是车里是如此的拥挤，以至于我们都无法移动……但是到了克尼丝纳，我支持不住了，尿湿了，真见鬼……500英里，就没有人身上是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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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关押在岛上狭小的囚房内，每日被迫从事繁重劳动，接受“改造”。有些囚犯经历长年累月的劳作，已经失去了自我。“明天早上你去采石场的时候，好好地看看老哈里。看看他的眼睛、他的手。他们已经把他改变了。他们把他变成一块石头。他用凿子和铁锤工作，每天凿出20块漂亮的石头。没人能够像他那样喜欢石头。这就是他们对哈里很友好的原因。他已经忘记自己，忘记了一切……忘记了他在这里的原因，他从哪里来。约翰，我也是这样。我已经忘了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因此，两位主角决定在狱中演出一场戏剧，唤醒那些麻木和遗忘的人，提醒自己为何在这里，又应该坚持些什么。他们选择的剧目是《安提戈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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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问既成法律正当性的剧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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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安提戈涅》？一方面，用本剧导演哈扎德·阿让的话说：“据说当年曼德拉在监狱关押期间也曾排演过这部戏，我想他在排演中一定也在换位思考，去理解囚禁者与被囚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巨蛇剧团当年在排演《安提戈涅》时，曾经半夜被搜查逮捕——因为该剧对于政府颁行的法律提出了正当性质疑，容易使观众产生联想：将古希腊神话里国王克瑞翁颁行的“区分一对亲兄弟为爱国者与叛国者”的法律，与南非现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联系比较；从安提戈涅对既成法律的挑战与诘问，联想到黑人运动领袖们的论辩和呐喊。对此，研究者玛丽安·麦克唐纳撰写的《黑色安提戈涅和盖伊·俄狄浦斯：新南非的后殖民戏剧遗产》一文，分析了作为政治寓言的《孤岛》，并深入挖掘安提戈涅剧中人物的现实所指，和约翰与温斯顿言行举止的象征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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