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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特赦后的溥仪共参加过三次选举，第三次是在他刚刚做完肾切除手术出院后不久。那一次，溥仪拖着病体在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的陪伴下，与街坊们一起听取了街道负责人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介绍结束后，溥仪还抢着发言。令李淑贤惊讶的是，刚刚出院的溥仪，说话声音出奇洪亮。几天后，溥仪和李淑贤在附近的南操场小学参加了投票。李淑贤记得，在排队等待投票时，溥仪始终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情。看他虚弱的样子，李淑贤曾想跟前后排队的老街坊们商量插一下队，但溥仪无论如何也不肯。直到把选票郑重地投到票箱内，他才在李淑贤的搀扶下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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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看似平常的选举权，溥仪却格外珍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于他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认可。溥仪曾经这样说：“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十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在1945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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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溥仪患尿毒症不治去世。在他死前，曾经对妻子李淑贤说道：“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过公民……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走到了尽头……改造我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把一个地道的封建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公民，这是哪个国家也很难做到的。”这位末日皇帝在成为公民的喜悦中迎来新生，又带着这种祥和的心境告别人世。根据中央指示，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舞台大幕落下，公民溥仪方与那个少年皇帝、戏偶傀儡、法庭证人和十年战犯融为一体。历史在这里画上句点，并开启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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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敌》：谁来保护甘为“公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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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晚秋，当名导林兆华执导，王学兵、高亚麟联袂出演的《人民公敌》在保利剧院引来阵阵喝彩时，吕效平和南京大学师生们同样以易卜生这部“最后的讽刺剧”为基础改编的《〈人民公敌〉事件》仍然在苦苦争取“全国大学生戏剧节”的认可——最终，这一被称为“可能超过大戏节六届以来所有剧目”的作品，再次落选。二者的反差或许只在于，保利上演的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挪威小镇的故事，而南京大学师生们将目光投向了近在身边的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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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无知胆怯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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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敌》是挪威剧作家亨利·易卜生于1882年创作的剧作。1881年，他创作的《幽灵》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因提及被视为禁忌的梅毒，而被公众视为猥亵下流之作，易卜生本人也饱受攻击。为此，他创作了《人民公敌》来对“这群无知胆怯的人民”进行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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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于1828年3月20日出生，他的故乡希恩是挪威海滨的一个以出口木材为主的小港。他出生后不久，家道开始中落。他的母亲企图在宗教中寻找安慰，而他的父亲则陷入严重的忧郁症。易卜生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与他的父母相似，而他的剧情也往往与经济困难有关。因而，《人民公敌》中，斯多克芒医生在异乡所受到的那些贫困之苦，处处都有易卜生自己的影子。而他最终走上戏剧创作之路，竟然与当地法院的一桩判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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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那年，易卜生离开父母，到小城格里姆斯塔做药店学徒。这一段时间，他已开始进行戏剧创作。第一个将易卜生及其作品介绍到英语世界的埃德蒙·戈斯曾感叹：“欧洲一百年来最富独创性、最具影响力的灵魂竟然是在药材堆和药片味中渐渐长成的。”这也是他人生历程中极端痛苦的几年。易卜生18岁那年，有谣传说与他在同一个药房打工的女工、比他大8岁的金斯达特怀上了他的孩子。金斯达特很快被打发回家，并于数月后产下一子。法院裁定易卜生负担其私生子的生活费用，直到男孩14岁。这对于已经穷苦至极的易卜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更加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周围庸俗的环境和不解的眼光带来的精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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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易卜生饱受周围人们的冷眼。他打定主意，一定要考上奥斯陆大学，离开这让他肝肠寸断、极度蒙羞之地。他拼命地复习各门功课，最终却因拉丁文等两三门古典课不及格而名落孙山。具有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是，在这期间他却创作出了以古代罗马历史为背景的剧作《凯蒂琳》。大学没能考上，他的剧作和诗歌却得到了许多人的赏识。正在卑尔根筹建挪威人自己的剧院的民族主义艺术家奥勒·布尔盛情邀请易卜生去他的新剧院做专职编剧，这个药店学徒终于正式走上了戏剧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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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以后，巴黎公社革命引起欧洲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促使易卜生日渐反思社会和制度的积弊。他把注意力从中世纪民间文学转移到当前现实生活方面来。他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社会中由法律、宗教、道德乃至国家、政党、体制造成的不公现象。这期间他的重要剧作有《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剧”。其中，《人民公敌》正是这样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易卜生用这部戏反击当时社会公众对他和《幽灵》一剧的批评。早在1918年就打算将易卜生介绍进入中国的胡适认为，这部作品揭示的主题是：“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想要维新，想要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权威去压制那‘捣乱’的思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地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地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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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判的“公敌”，被摧折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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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研究易卜生戏剧的第一篇文章，是1918年胡适刊载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胡适后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回忆道，那篇文章“在民国七八年间之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人民公敌》的故事梗概：“这本戏的主人翁斯多克芒医生，从前发现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几处卫生浴池。本地的人听了他的话，觉得有利可图，便集了资本，造了几处卫生浴池。后来四方的人闻了浴池之名，纷纷来这里避暑养病。来的人多了，本地的商业市面便渐渐发达兴旺，斯多克芒医生便做了浴池的官医。后来洗浴的人之中忽然发生一种流行病症，经这位医生仔细考察，知道这病症是从浴池的水里来的，他便装了一瓶水寄给大学的化学师请他化验。化验出来，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得太低了，上流的污秽，停积在浴池里，产生了一种传染病的微生物，极有害于公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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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猜测，易卜生在这里抨击的传染病与上流的污秽，虽包括此前《幽灵》中提及的梅毒，但绝不只是生理病理意义上的——用斯多克芒医师的话说：“我们整个社会都被污染，都中了毒！”胡适继续介绍道：“斯多克芒医生得到这种科学证据，便做了一篇切切实实的报告书，请浴池的董事会把浴池的水管重新改造，以免妨碍卫生。不料改造浴池需要花费许多钱，而且还要闭歇浴池一两年。浴池—闭歇，本地的商务便要受许多损失。所以，本地人全体用死力反对斯多克芒医生的提议，他们宁可让那些来避暑养病的人受毒病死，也不情愿遭受金钱的损失。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权威，压制这位说老实话的医生，不许他开口。他做了报告，本地的报馆都不肯登载；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开会演说，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给他做会场。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所会场，开了一个公民会议，会场上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下台去，由全体一致表决，宣告斯多克芒医生从此是国民的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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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所谓的公民会议，原本是斯多克芒医生准备借机向公众介绍科学检测结果的公众聚会，却成了公众审判他的法庭。法庭上所有人，一方面受到媒体舆论的撺掇，另一方面贪恋既得的商业利益，宣布斯多克芒医生为“人民公敌”。这一幕与古希腊的贝壳流放制度（通过公民大会投票表决，放逐对民主制度有威胁的政治人物）相似，也与雅典广场上通过公决宣布苏格拉底有罪的场景旨趣相近，形成了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以公民会议的形式与公审法庭的名义，宣布斯多克芒医生为全民的敌人，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以任意侵害他的权利；他也不再具有获得救济的途径，从此任何人不应当对他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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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幸逃出会场的斯多克芒医生，被“面目模糊”的众人继续追赶攻击。不知名的市民用石头砸他家的窗户；政府免除他作为浴场官医的职务；本地商民发了传单，不许人请他看病；房东在业主联合会的胁迫下，只好请他赶快搬走；他的女儿在当地中学教书，也被校长“无奈”辞退。对此，胡适愤怒地评论道：“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好结果！这就是大多数惩罚少数‘捣乱分子’的辣手段！”在这个时期，易卜生对于社会、对于个体的扼杀有了新的认识。用胡适的话说，“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其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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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拯救母亲河的戏中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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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林兆华版的《人民公敌》精准地重现了易卜生的经典，那么吕效平版的《〈人民公敌〉事件》就是将目光投向了当下的中国和当代的青年，更为真实也更为残酷地展现了社会对于个体的扼杀。在该剧中，当代中国几个生长在淮河边小镇上的大学生，不忍淮河严重污染的状况，为提高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环保意识，打算排演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结果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与易卜生的戏剧主人公斯多克芒同样的困境。演出遭遇到当地污染环境的工厂主的抵制，地方政府和媒体也撤回了最初承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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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大学生们承受不了接踵而来的压力纷纷放弃了。他们说：“再排演最后一次吧，祭奠我们的青春，祭奠我们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这时，工厂派来人阻止他们，玻璃被砸碎了，电源被切断了，他们默默地包扎起流血的额头，在七八支晃动的手电筒光柱的照射下，继续排演。厂里派来的凶神恶煞，面对着这些年轻而倔强的面孔，终于渐渐地安静了下来。此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作的《淮水行》的歌声响起：“我从淮上过，涕泗不能言。长淮三千里，愁云蔽人烟。污浊灌我腹，昏黑毒我田。父老相对泣，长跪车马前。中有妇与子，临河仰青天。木立人如死，眼枯肝胆煎。黎民忍捶楚，循吏犹管弦。可怜圣贤地，万户绝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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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882年的挪威，易卜生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那么，各人自己如何才能充分发展呢？胡适解读道：“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不仅要让个人拥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所以易卜生一生的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多克芒医生这一流的人物，使得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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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中国，病入膏肓而有千种药方，应该选用哪一种，谁也拿不定主意。胡适在介绍易卜生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白细胞）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能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多克芒医生这一类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绝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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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来看胡适对于易卜生的解读，或许仍然恰当。大学生为救母亲河排演《人民公敌》，也成了惊扰社会、被迫放弃的“事件”。长久下去，那些尚具独立精神与自由人格的“白血轮”也会越来越少，社会健康也将越来越缺乏保障。“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习惯于听谎话、说谎话有多长时间了？”当吕效平版的《〈人民公敌〉事件》被全国大学生戏剧节拒之门外时，在南京大学简单的舞台上，面孔仍然稚嫩的学生演员大声质问着——这是剧中的台词，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假如易卜生在世，或许他会借斯多克芒医生最后的一句话来安慰学生们：“世上最强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这1882年的答案，或许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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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蝉脱壳》：搭载透明监狱的愚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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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冬日，电影《金蝉脱壳》将史泰龙和施瓦辛格两位硬汉聚拢在同一荧屏之上。史泰龙饰演的越狱专家布雷斯林在8年内成功逃出14座安全防卫工程最严密的重刑监狱，每一次越狱成功，都意味着他发现了安全管理方面的漏洞，进而能够强化完善监狱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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