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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易卜生饱受周围人们的冷眼。他打定主意，一定要考上奥斯陆大学，离开这让他肝肠寸断、极度蒙羞之地。他拼命地复习各门功课，最终却因拉丁文等两三门古典课不及格而名落孙山。具有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是，在这期间他却创作出了以古代罗马历史为背景的剧作《凯蒂琳》。大学没能考上，他的剧作和诗歌却得到了许多人的赏识。正在卑尔根筹建挪威人自己的剧院的民族主义艺术家奥勒·布尔盛情邀请易卜生去他的新剧院做专职编剧，这个药店学徒终于正式走上了戏剧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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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以后，巴黎公社革命引起欧洲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促使易卜生日渐反思社会和制度的积弊。他把注意力从中世纪民间文学转移到当前现实生活方面来。他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社会中由法律、宗教、道德乃至国家、政党、体制造成的不公现象。这期间他的重要剧作有《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剧”。其中，《人民公敌》正是这样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易卜生用这部戏反击当时社会公众对他和《幽灵》一剧的批评。早在1918年就打算将易卜生介绍进入中国的胡适认为，这部作品揭示的主题是：“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想要维新，想要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权威去压制那‘捣乱’的思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地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地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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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判的“公敌”，被摧折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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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研究易卜生戏剧的第一篇文章，是1918年胡适刊载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胡适后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回忆道，那篇文章“在民国七八年间之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人民公敌》的故事梗概：“这本戏的主人翁斯多克芒医生，从前发现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几处卫生浴池。本地的人听了他的话，觉得有利可图，便集了资本，造了几处卫生浴池。后来四方的人闻了浴池之名，纷纷来这里避暑养病。来的人多了，本地的商业市面便渐渐发达兴旺，斯多克芒医生便做了浴池的官医。后来洗浴的人之中忽然发生一种流行病症，经这位医生仔细考察，知道这病症是从浴池的水里来的，他便装了一瓶水寄给大学的化学师请他化验。化验出来，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得太低了，上流的污秽，停积在浴池里，产生了一种传染病的微生物，极有害于公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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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猜测，易卜生在这里抨击的传染病与上流的污秽，虽包括此前《幽灵》中提及的梅毒，但绝不只是生理病理意义上的——用斯多克芒医师的话说：“我们整个社会都被污染，都中了毒！”胡适继续介绍道：“斯多克芒医生得到这种科学证据，便做了一篇切切实实的报告书，请浴池的董事会把浴池的水管重新改造，以免妨碍卫生。不料改造浴池需要花费许多钱，而且还要闭歇浴池一两年。浴池—闭歇，本地的商务便要受许多损失。所以，本地人全体用死力反对斯多克芒医生的提议，他们宁可让那些来避暑养病的人受毒病死，也不情愿遭受金钱的损失。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权威，压制这位说老实话的医生，不许他开口。他做了报告，本地的报馆都不肯登载；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开会演说，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给他做会场。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所会场，开了一个公民会议，会场上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下台去，由全体一致表决，宣告斯多克芒医生从此是国民的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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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所谓的公民会议，原本是斯多克芒医生准备借机向公众介绍科学检测结果的公众聚会，却成了公众审判他的法庭。法庭上所有人，一方面受到媒体舆论的撺掇，另一方面贪恋既得的商业利益，宣布斯多克芒医生为“人民公敌”。这一幕与古希腊的贝壳流放制度（通过公民大会投票表决，放逐对民主制度有威胁的政治人物）相似，也与雅典广场上通过公决宣布苏格拉底有罪的场景旨趣相近，形成了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以公民会议的形式与公审法庭的名义，宣布斯多克芒医生为全民的敌人，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以任意侵害他的权利；他也不再具有获得救济的途径，从此任何人不应当对他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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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幸逃出会场的斯多克芒医生，被“面目模糊”的众人继续追赶攻击。不知名的市民用石头砸他家的窗户；政府免除他作为浴场官医的职务；本地商民发了传单，不许人请他看病；房东在业主联合会的胁迫下，只好请他赶快搬走；他的女儿在当地中学教书，也被校长“无奈”辞退。对此，胡适愤怒地评论道：“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好结果！这就是大多数惩罚少数‘捣乱分子’的辣手段！”在这个时期，易卜生对于社会、对于个体的扼杀有了新的认识。用胡适的话说，“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其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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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拯救母亲河的戏中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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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林兆华版的《人民公敌》精准地重现了易卜生的经典，那么吕效平版的《〈人民公敌〉事件》就是将目光投向了当下的中国和当代的青年，更为真实也更为残酷地展现了社会对于个体的扼杀。在该剧中，当代中国几个生长在淮河边小镇上的大学生，不忍淮河严重污染的状况，为提高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环保意识，打算排演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结果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与易卜生的戏剧主人公斯多克芒同样的困境。演出遭遇到当地污染环境的工厂主的抵制，地方政府和媒体也撤回了最初承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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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大学生们承受不了接踵而来的压力纷纷放弃了。他们说：“再排演最后一次吧，祭奠我们的青春，祭奠我们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这时，工厂派来人阻止他们，玻璃被砸碎了，电源被切断了，他们默默地包扎起流血的额头，在七八支晃动的手电筒光柱的照射下，继续排演。厂里派来的凶神恶煞，面对着这些年轻而倔强的面孔，终于渐渐地安静了下来。此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作的《淮水行》的歌声响起：“我从淮上过，涕泗不能言。长淮三千里，愁云蔽人烟。污浊灌我腹，昏黑毒我田。父老相对泣，长跪车马前。中有妇与子，临河仰青天。木立人如死，眼枯肝胆煎。黎民忍捶楚，循吏犹管弦。可怜圣贤地，万户绝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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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882年的挪威，易卜生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那么，各人自己如何才能充分发展呢？胡适解读道：“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不仅要让个人拥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所以易卜生一生的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多克芒医生这一流的人物，使得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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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中国，病入膏肓而有千种药方，应该选用哪一种，谁也拿不定主意。胡适在介绍易卜生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白细胞）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能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多克芒医生这一类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绝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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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来看胡适对于易卜生的解读，或许仍然恰当。大学生为救母亲河排演《人民公敌》，也成了惊扰社会、被迫放弃的“事件”。长久下去，那些尚具独立精神与自由人格的“白血轮”也会越来越少，社会健康也将越来越缺乏保障。“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习惯于听谎话、说谎话有多长时间了？”当吕效平版的《〈人民公敌〉事件》被全国大学生戏剧节拒之门外时，在南京大学简单的舞台上，面孔仍然稚嫩的学生演员大声质问着——这是剧中的台词，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假如易卜生在世，或许他会借斯多克芒医生最后的一句话来安慰学生们：“世上最强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这1882年的答案，或许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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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蝉脱壳》：搭载透明监狱的愚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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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冬日，电影《金蝉脱壳》将史泰龙和施瓦辛格两位硬汉聚拢在同一荧屏之上。史泰龙饰演的越狱专家布雷斯林在8年内成功逃出14座安全防卫工程最严密的重刑监狱，每一次越狱成功，都意味着他发现了安全管理方面的漏洞，进而能够强化完善监狱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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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是布雷斯林退休前的最后一次任务，他要挑战传说中滴水不漏的超级监狱——一艘漂浮在公海上的巨型轮船，囚犯们被关押在舱底深处的透明小室，随时受到摄像头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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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监狱中的监视与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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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37岁的边沁应一个委员会的要求参与刑法改良工作。他提出设置透明圆形监狱的主张，并亲自绘制了设计图。根据边沁的设计，整个监狱是一个圆环状的建筑：中央造一个塔楼，塔楼上开着很大的观察窗，面对圆环的内侧；周围是按层次划分的牢房，每间牢房有两扇窗户，一扇用于采光，另一扇面对塔楼；通过塔楼的大观察窗，可以监视牢房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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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监狱变成了透明的“剧场”，每个囚犯都是“独角戏演员”，每个个体都随时被监视着。由于观察窗的镜面反射作用，监视者随时能看见囚犯，而囚犯无法看见监视者。“犯人看不见监视者是否在塔楼里，因此犯人必须循规蹈矩——仿佛监视是永久性和总体性的。如果犯人不能肯定他是被监视的，他就变成了自己的监视者。”边沁声称他的设计是一个“哥伦布之蛋”，因为他找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直寻找的东西——权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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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金蝉脱壳》中也有着类似的设计。即使强健如史泰龙和施瓦辛格，被独自关在透明的小室中，也顿时显得孤立无援，犹如笼中困兽。监视者使用摄像头和扩音器，营造一种随时监视着囚犯，并对囚犯进行训诫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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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沁之后，福柯将对透明监狱的思考推进了一步。福柯认为，边沁透明监狱当中展现的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特殊关系，正活生生地上演于现代社会当中。在这样的状态下，监视必然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自律。福柯将这种透明监狱称为“皇家动物园”。皇家动物园真实存在于当时的凡尔赛宫附近，与一般动物园不同，它的各个馆所不是散布四处，而是聚集在一起，其中心是一个八角亭，最内层只有一个房间，是国王的沙龙，八角亭的一面是入口，其他各面开着大窗户，正对着七个关着各种动物的铁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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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福柯所说的“动物园”里圈养的不是老虎和狮子，而是等待规训的人。规训的实施必须有一个借助监视而强制实行的机制和场所。按照边沁的设想，每一个牢房里的犯人都恰好处于可被监视的状态，在光线的照射下，没有了白天与黑夜的更替，囚犯时刻暴露在监视者的视线之下，无论是愤怒、狂躁、狡诈、懦弱、龌龊还是悔改，所有的情绪和举动无一能够逃过监视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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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边沁还是福柯都强调，透明牢房之间应该相互隔绝。影片《金蝉脱壳》中，史泰龙和施瓦辛格之所以能够联手越狱，就在于他们有机会互通信息。或许编剧未能完全理解边沁和福柯的苦心，影片中，尽管监视者戴上面具，躲在监视器后，被监视者之间的交流却未隔绝，这也给越狱专家提供了许多接触监视者、观察监狱漏洞的机会，两位硬汉由此才能够合力寻得一线生机，最终幸运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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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船：放逐无法治愈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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