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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为了宣传新《婚姻法》，老舍创作了《柳树井》，交给群艺社排演，魏喜奎、关学增、孙砚琴等艺人以声情并茂的演唱和生动贴切的表演，将这出用北京语言、北京音乐表现北京人新生活的新戏搬上舞台，受到观众的欢迎和认可。一个新的剧种伴随着新戏《柳树井》的演出诞生。在老舍的建议下，也为了区别河南曲剧，这一剧种定名为北京曲剧，并一直发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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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了解新中国法律历史的人都知道，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这部法律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其核心内容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新式婚姻家庭制度。尽管民国之后旧式婚姻制度已经受到冲击，然而普通市民仍然深受其影响。加上新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结构处于重大转型之中，制度健全与意识形态的重建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尽管《婚姻法》确立的新理念在解放区和军队系统中施行较为顺利，但是进入旧式传统较为浓厚的地区，仍然难免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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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民日报》批评道：“封建思想的残余……在婚姻问题上，却表现得最为明显与突出，流毒也最广。”不少地区，包办买卖婚姻仍很流行，婚姻自由仍被干涉，妇女因受压迫、受虐待要求自由结婚、离婚而遭杀害，因不堪忍受旧势力残害而被迫自杀的人数居高不下，各种惨剧、悲剧触目惊心，一时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甚至不少群众因对《婚姻法》不了解而产生恐慌和误解。有人说《婚姻法》就是“离婚法”“女人法”，“要斗争男人、婆婆了”，“穷人翻了身，老婆离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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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周恩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新《婚姻法》进行落实执行和大力宣传。一年多前刚刚从美国回到北京的老舍，在这一背景下创作了有关婚姻自由主题的《柳树井》：饥荒中，年仅十三岁就被卖到王家的李招弟，不断受到婆婆与大姑子的虐待；在新《婚姻法》的保护下，李招弟得到了解放，也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全剧的句法均是对仗工整的鼓词结构，句与句之间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当时的歌剧、京剧、评剧、快板剧、话剧等都在演出《柳树井》，其中北京曲剧演出的效果最好。根据老舍先生的建议，演员们选用了单弦里的一些曲牌，乐队也有了固定编制，除主奏乐器三弦外，还增加了四胡、二胡、南胡、扬琴、低音胡等，还在塑造人物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柳树井》的成功标志着北京曲剧正式诞生，舞台上有了定制。当时有评论说：“扎根于人民当中的老舍给予了北京曲剧一次触及灵魂的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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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之境与秩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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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的故事尽人皆知。全剧以老北京一家大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向人们展示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五十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及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命运。民族资本家秦二爷从雄心勃勃搞实业救国到被豪取强夺最终破产；茶馆老板王利发八方应酬不断改良，然而最终茶馆被霸占，只能上吊自杀。剧中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何自己不断挣扎，寻找出路，路却越走越窄。而以法律人的视野来看，或许是因为他们正在经历一个秩序败坏、弱肉强食的无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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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发生在清末，原本是皇权即将倾覆之年，老裕泰茶馆却依然一派“繁荣”景象：提笼架鸟、算命卜卦、卖古玩玉器、玩蝈蝈蟋蟀者无所不有。然而“繁荣”背后隐藏着令人窒息的衰亡乱象：洋货充斥市场、农村经济破产、太监买老婆、爱国者遭逮捕，皇权秩序即将崩溃，基层社会也人心惶惶。宋恩子和吴祥子作为北衙门的侦缉，见到寻衅滋事、吸毒贩毒、买卖人口均不过问，却四处以搜捕戊戌余党之名作威作福。第二幕发生在民国初年，内战使百姓深受苦难。逃难的百姓堵在茶馆门口，乱兵抢劫无人敢拦，宋、吴二人摇身一变成为“革命政府”的督察，以查捕逃兵为名，不时敲诈勒索。第三幕则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在美军支持下控制了全城，军用吉普横冲直撞，爱国人士惨遭镇压，各式“会道门”勾结特务欺男霸女，流氓勾结官吏霸占民产……王利发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也即将在一夜之间被“没收”“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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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无法时代，缺乏的是基本的社会秩序和治理规则。因而善良者总被压榨吞噬，狡诈者总能左右逢源，强权者非但得不到制约，还培养出众多迎合他们的走狗。尽管有法律、有警察，却不能公允执法。城头变幻大王旗，唯有百姓成为被鱼肉的牺牲品。这样的时代，理应被葬送。而老舍正是带着这种想法创作了《茶馆》前三幕——实际上，按照他原本的设想，《茶馆》除了能够记录礼崩乐坏的乱世景象，还能继而描述和歌颂一个秩序重建的新时代。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回忆道：“创作《茶馆》的最初意图和我们国家的第一部人民宪法有关……现在大家看到的三幕话剧……葬送了三个不同的时代——大清帝国、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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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不虚，老舍写《茶馆》，正是想在《柳树井》和《龙须沟》之后，继续配合法律和政策进行宣传。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老舍抚今追昔，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因此，他根据“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构思，利用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人生百态，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他希望，看完《茶馆》的人们可以理解宪政秩序对于每一个普通人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茶馆》上演后不久便被贴上了诸如“怀旧”“宣扬今不如昔”“为旧时代招魂”的反动标签。不久，老舍也被打倒，并走入太平湖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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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茶馆》从谱上“革命红线”方可上演，到排除干扰恢复原版，再到成为不可逾越的舞台经典。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天桥剧场里灯光亮起，曲剧终场时的丝弦协奏响起，观众的欢笑与泪水已经证明，这幅道尽人世坎坷的老北京历史民俗画卷，不愧是“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而那些法律与尊严都被无情践踏的时代，也终于成为过去。唯有对苦难的同情和对艺术的真诚，方能够穿越世事变迁，成就不朽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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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花园谋杀案》：有时谋杀是场划算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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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人听闻的谋杀事件、愚蠢可笑的杀人动机、千疮百孔的谋杀计划、荒唐怪诞的谋杀侦凶，这些都无法概括《空中花园谋杀案》的剧情。这部2009年由史航、孟京辉联袂编导的音乐剧，经过几年的翻新与沉淀，在北京蜂巢剧院重新上演。巨富神秘失踪，遗孀高额悬赏，豪宅唾手可得——只要你放弃人生底线。这个有关谋杀的复杂寓言，吞噬着人们所有的想象，再度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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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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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下午3点，警方在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场里面发现了一辆被垃圾掩埋的劳斯莱斯汽车，车内无人，现场留有部分燃烧过的纸灰、一堆猫毛和360元人民币，经查明这辆车的车主是房地产大亨汪总。一周以后，某ATM机内惊现一枚眼球和汪总的劳斯莱斯汽车钥匙，警方怀疑，这是一起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的恶性谋杀事件！汪太痛不欲生，悬赏顶级楼“空中花园”作为举报真凶的奖励。整座城市沸腾了，人人皆为侦探，希望找到真凶，从此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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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开场，像极了著名的孟氏经典《恋爱的犀牛》。只不过，彩票换成了悬赏。为了获得大奖，人们歇斯底里，搜遍全城，渴望发现蛛丝马迹。这一幕又像是孟京辉翻排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臭虫》：全城因为某个人的命运陷入疯狂，看似荒诞却在情理之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事件似乎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看似与己无关，却和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要么是“空中花园”代表的巨额财富，要么是发现真凶带来的公众瞩目。获得这些名与利，本应当是自私者的心态。然而剧中冒出的三个自称凶手的人，却并不是为了自己——很显然，一旦被认定为凶手，等待他的是无情的审判。他们都是为了让别人获得这份名与利，而“无私”地牺牲自己。这到底是自私，还是无私？这是导演抛给观众的无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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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凶手”是一位姓赵的医生。他迷恋着自己的病人——过气明星孔艳艳。孔艳艳受伤住院之后，因为失去了片约和镁光灯的关注而沮丧烦躁。深爱她的赵医生建议她举报自己为谋杀案的凶手。他说：“听说过那个为了让朱迪·福斯特出名而刺杀美国总统的约翰·辛克利吗？借助你的检举让我自己归案，你将再次成为众人的焦点。听清楚了，我是一个凶手。我杀害了房地产大亨汪总！作案动机？报复、嫉妒！我希望这桩已经轰动的谋杀案将会带来绵绵不绝的涟漪。你的名字将因为我的自供而被反复提起。到时候，你可以把‘空中花园’的三层改为电影院，二十四小时播放你的电影。你将穿着晚礼服登上领奖台。无数的闪光灯照射在你身上，你将光芒四射，名垂青史！”并不爱赵医生的孔艳艳无法抗拒重新走红的机会，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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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凶手”是一位绝症患者“皮皮虾”。他眷恋着多年前的初恋情人文芳，而文芳却嫁给了他的老同学。三个人在这个命运的十字路口重新相遇。皮皮虾渴望再度获得文芳片刻的温情；而文芳的丈夫希望获得“空中花园”的巨额财富，来帮助自己的公司走出困境。对感情失去热情的文芳，则从毫不在意渐渐滑向旧梦重温。三人达成协议，皮皮虾冒充凶手，代价是文芳的一个吻。这一切看似儿戏，却又充满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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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凶手”是一位入狱多年的父亲。因为长期无法照顾子女而充满悔意。当他出狱之后才发现，儿子混黑社会被砍掉了手指，女儿长期出卖身体患上抑郁症。儿子和女儿已经不再愿意承认他的存在——唯一的例外，是儿子打算骗他在“自愿卖肾”的合同上签字。这位父亲唱道：“报告政府我别无所求，让我的孩子衣食无忧。原谅我没出现在你怕、你冷、你需要我的时候。赎了罪，我只是个凶手。”令人玩味的是，儿子和女儿同样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们并没有被感动，而是沉迷于未来可能获得的巨额财富与生活剧变的美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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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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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人马相遇在同一个餐厅里，商量着冒充的方案。这或许是巧合，或许不是。也许在这个城市里，处处都充斥着打算冒充凶手来实现愿望的人们。餐厅里的厨师长分别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之后，微笑着说道：“你们已经撞车了。除非这个世界上失踪了三个房地产大亨，都叫汪总。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1978年出品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大侦探波洛曾经说过：‘如果一桩谋杀案里的犯人超过两个人，那么警察只能回家抱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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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快车谋杀案》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从土耳其开往法国的高速列车上发生的一起谋杀案。12名乘客合谋杀死了前绑架集团的成员卡塞蒂。大侦探波洛虽然推断出了他们的犯罪动机，却惊讶地发现12名乘客每个人都刺了死者一刀。当年，卡塞蒂绑架并杀害了一名女童，导致她的父母因为无法承受这个打击双双自杀，保姆也因不甘被警方怀疑为绑匪共犯而跳窗自杀了。而卡塞蒂却利用重金，钻了法律的漏洞，得以逃脱制裁。与他共同乘坐这列东方快车的12名乘客，都是受害者的朋友或亲戚，他们痛感法律无法惩罚卡塞蒂，因而决定亲自担任卡塞蒂的刽子手。他们约好，每个人都刺下一刀，这样就无法断言是谁做出了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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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有一个凶手”背后隐藏着一个法律命题：只有排除合理怀疑，才能确定真凶。同一起案件，一旦存在着其他潜在的凶手，就意味着现在的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被冤枉的。如果说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想要说服法官，只需要提出比被告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则需要达到更高的证明标准：不但要确保自己的证据链条真实、完整、合法，还要确保排除辩方的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最初产生于17世纪的英格兰，并首先适用于1770年对波士顿大屠杀的审判中。而作为一种抗辩事由，排除合理怀疑最初应用于1798年的爱尔兰叛乱案中：当时控方主张的是优势证明标准，即只要控方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可能性大于无罪的可能性，法院即可定罪；然而辩护律师则提出，这一证明标准应当提高至排除合理怀疑，法官才能做出有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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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尽管早在1793年就曾经有一家新泽西法院规定，法官在审判时必须向陪审团指示：“如果你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存在合理怀疑，那么你们就应该对其做出无罪判决。”但是直到1970年的温西普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认定，宪法要求在所有刑事案件中适用这一标准。要完全排除被告方甚至第三方提出的其他疑证，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这部《空中花园谋杀案》中就是如此。只要存在想要冒充凶手、获得悬赏的竞争者，无论是迷恋过气明星的医生、渴望重温旧梦的绝症患者，还是希望让子女衣食无忧的父亲，或是这个城市其他角落冒出来的、不惮牺牲自己为他人换取美好生活的其他“疑凶”，他们的愿望就无法实现。“真相只有一个”，言下之意就是：真相超过一个时，便再无真相可言。因此，只要控方没能排除其他怀疑的可能，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法官就只能宣布所有人都无罪。这正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中12名乘客敢于共同刺杀被害人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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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叙述性诡计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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