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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灯光忽明忽暗的西餐厅里，厨师长清醒地提醒三路人马，冒充真凶切忌“撞车”。他无视威胁，胆色过人，头脑清晰，气场强大。大家突然发现他不是普通的厨师长，而正是那个“被害”的房地产大亨汪总本人。他的出现意味着故事走向了吊诡的一面：根本没有什么谋杀案，一切只是他的游戏，悬赏也只能是“空中花园”。整个城市都被愚弄，妄想一夜暴富、赢取芳心、咸鱼翻身抑或寻找过去，只是一场白日美梦。与此同时，在场的观众一样受到了冲击，思路陷入混乱的同时，意识上却有揭秘的冲动和挑战的快感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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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侦探推理小说中最常见的叙述性诡计（叙诡）手法。作者利用文章结构或文字技巧，刻意对读者隐瞒或误导某些事实，直到最后才揭露出真相，让读者产生难以形容的惊愕感。例如在经历天翻地覆的波折之后，才揭示一切都是主人公的一场梦。更多的时候，作者利用第一、第三人称的切换，叙述视角的转变，或者使用多个视角对同一件事进行反复叙述，来造成人们对事件认识的混淆——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黑泽明的《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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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推理小说，重点总是放在“谁是凶手”或“怎样犯案”上，虽然谜团的设计各有不同，难易程度各异，但整体来说，读者的推理进程基本与故事中的侦探同步。然而，以叙述性诡计为主的推理小说，作者于字里行间安排伏线欺骗读者，把真相巧妙地隐藏起来，诡计并非是关于凶手如何逃避侦探的追查，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一场真正的对决，读者即便被骗倒，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把故事重新读一遍，那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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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侦探推理小说在玩叙述性诡计时，还需要注意避免人称切换、视角转变带来的混乱，那么在戏剧舞台上，这一切就显得分外容易：幕与场的更替，轻易地实现了叙事切换；第一幕与第二幕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多线并进、空间交错、真假杂糅——或许可以说，用戏剧形式来玩叙诡的把戏，再合适不过。《空中花园谋杀案》用四分之三的篇幅描述三路人马如何各怀鬼胎，准备冒充凶手获得悬赏。这些叙事分头进行，而最后登场的厨师长却粉碎了他们的美梦：“我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而真正能够朝我下手的，其实只有我自己。我养的流浪猫得罪了我的太太。我必须把它扔掉。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无论把它扔多远，它都能找回来。于是，我带着这只猫，开着我的劳斯莱斯，来到了悬崖边上……我站在悬崖边突然发现，其实我是想把我自己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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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众人以为悬疑解开之时，“汪总”又突然说道：“可是谁又能证明，这个一定就是真相呢？也许我本来就是一个厨师长，只是在订阅的《大企业家》杂志上看到了汪总最近的采访，然后就自我催眠。”然而，对于想要“杀身成仁”的三路人马来说，他的辩解已经不再重要。他们想要做的，就是杀掉这个真正的汪总，去换取“空中花园”的悬赏。与此同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另一个叙事的陷阱之中：假如他们不杀死汪总，那么一切冒充行为无疑会曝光；然而，假如他们动手杀死了他，汪总之死就不再是离奇谜案，而是简单的泄愤或灭口，非但不会有镁光灯的聚焦、巨额的悬赏或媒体的追捧，警方还会将他们认定为真正的谋杀犯而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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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整个谋杀案、整个剧场和整个夜晚真的成了镜中月、水中花，可见而不可得，可望而不可即。对于观众而言亦是如此：那些强烈的同情、美好的瞬间、片刻的感动、荒诞的大笑，竟然都建立在叙诡半真半假的基石之上。这种迷失的感觉挥之不去。即便散场的灯光及时亮起，夸张的谢幕与笑脸，也无法让观众挣脱叙事的诡计之网。或许我们只能说，这是向叙诡经典的致敬，也正是孟氏戏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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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170273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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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Act 4 保护玫瑰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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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170273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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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玛丽安娜的喜怒无常》：以戏剧发声的女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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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的喜怒无常》创作于1833年，在法国被称为戏剧界的“第一部女性主义宣言”。不过，这部在法国家喻户晓的戏剧，直到2013年9月20日才首次登陆中国。剧作家缪塞如诗的语言，导演玛丽·莫朗的现代演绎，演员以舞蹈和形体展现挣扎与情欲的表演，都令人印象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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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乔治·桑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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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虚构的古代那不勒斯。世家子弟凯利欧爱上了法官的妻子玛丽安娜，可他不敢接近玛丽安娜，于是向自己的好朋友、法官的表兄弟奥克塔夫求助。奥克塔夫是一个英俊开朗的青年，他看不惯自己的法官表兄陈腐老朽而又一副统治者的模样，遂答应凯利欧作为信使，向玛丽安娜传递爱意。然而，奥克塔夫代凯利欧示爱之后，玛丽安娜并未动心，反而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克罗迪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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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并不了解凯利欧少爷，她不愿做他的情妇，并对他的轻佻行为表示愤怒。这在当时的法国社会是很少见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剧作家缪塞借玛丽安娜之口说道：“一个女人，究竟算是什么呢？不过是人们一时的消遣品，不过像一只易碎的酒杯，里边装着甘露，男人一饮而尽，然后随便一抛，一个女人，就是片刻的玩物！当男人碰到一个女人，不是可以说：‘又是快乐的一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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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克塔夫和玛丽安娜在酒馆再次相遇，奥克塔夫再次代凯利欧表达对玛丽安娜美貌的赞美之时，玛丽安娜也再次辛辣地讽刺道：“酒如同女人，一个女人难道不也像这个玻璃瓶，是个封了口的水晶瓶吗？里边不是也装有酒水或者琼浆，两者的力量和价值不同吗？其中，不是也有普通酒与基督泪之分吗？您的心卑贱到什么地步，竟然要您的嘴唇去教训它呢？您不喝老百姓喝的酒，却看得上老百姓喜欢的女人，这个金黄色的瓶子里，盛着美味佳品的精髓。这种琼浆玉液，是维苏威火山的岩浆在烈日下酿成的，您喝下去之后却晃晃悠悠，有气无力地投入一个娼妓的怀抱。您以喝酒水为耻，觉得难以下咽，啊！您的口味很高，但是，您的心却可以得到廉价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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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再被视为花瓶、不愿人们只关注自己的外貌，正是那个时代刚刚觉醒的女性主义思潮借戏剧发声的表现。缪塞能关注到这一点，或许与他和乔治·桑的交往与恋情有关。1831年，乔治·桑带着一儿一女定居巴黎，很快就成为巴黎文化界的红人，身边经常围绕着许多追随者。她开始了蔑视传统、崇尚自由的新生活。抽雪茄、饮烈酒、骑骏马、穿长裤，男性打扮、男性做派的她终日周旋于众多的追随者之间，并借自己的作品公开宣称：“婚姻迟早会被废除。一种更人道的关系将代替婚姻关系来繁衍后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既可生儿育女，又不互相束缚对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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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人们的普遍观点是：一个自由的、不羁的、充满活力的男人，是一个伟大的男人；而一个拥有这样生活的女人，则是一个肮脏的女人。尽管如此，乔治·桑身边仍然围绕着一大批在文学艺术领域名留青史的人物：诗人缪塞，作曲家肖邦、李斯特，文学家福楼拜、梅里美、屠格涅夫、小仲马和巴尔扎克，画家德拉克洛瓦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她庞大的情人队伍中的一员。相传，缪塞和乔治·桑的相爱是缘于一位出版商在一次宴请中特意安排他俩坐在相邻的位置，他们互相吸引、互相欣赏并坠入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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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段恋情维持时间不长，也只是乔治·桑漫长生命中的惊鸿一现，但对于缪塞却有着致命的影响。他们一起旅行，一起工作。当旅行到意大利威尼斯的时候，体质素弱的缪塞由于过度劳累而病倒了，而且病情迅速恶化，很快陷入昏迷。整整一个月，乔治·桑和医生必须守候在他的床边。两位看守者在静默的相守中，都不自觉地被对方的学问和修养吸引。几个月后，缪塞病愈了，乔治·桑和医生却深陷情网无法自拔。缪塞只能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和乔治桑·友好分手，独自回到巴黎，写下诗句：“一个病体，一个气馁的灵魂，一颗充血的心。”《玛丽安娜的喜怒无常》也大致形成于这个时期。因而，受到乔治·桑的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缪塞，借剧中人大声疾呼，并不是件奇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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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烂裙子的女权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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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的喜怒无常，或许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她拒绝了凯利欧的求爱回到家中，却发现她的法官丈夫克罗迪奥正怒气十足地等着她。原来，克罗迪奥看见了她与奥克塔夫在酒馆见面的场景。他教训玛丽安娜道：“酒馆凉棚那种地方，不是一位法官的妻子聊天的场所，如果自己不顾羞耻，在大庭广众中相会，那就等于逼我从此将你关在家中。”他进一步威胁道，“不要逼我运用我许久不用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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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对于女人的统治，不但在作为故事背景的古代那不勒斯是合法的，在旧时代的法国也是如此。男主人可以合法杀死偷情者，可以鞭笞妻子，只要竹条细到可以穿过结婚戒指——这一行为直到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仍然是合法之举。在演后谈中，导演玛丽·莫朗对观众说：即使在今天的法国，仍有妇女被丈夫贩卖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女人的自由不仅仅关乎爱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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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缪塞将玛丽安娜丈夫的职业选为法官，似乎也是有深意的。和英国、美国的“司法之神”完全不同，法国的法官只是普通公务员。他们总是执行皇室打击异己的命令，和贵族们沆瀣一气，因而在大革命中往往都是被连带处决的对象。在文学戏剧作品中，他们往往是品格不高的角色。法官的职务还可公然买卖。即使是先哲孟德斯鸠，当年为了筹措旅费，也毫不犹豫地卖掉了世袭的高等法院院长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