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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当时的妇女，也不怎么理解以爱丽丝·保罗为代表的全国妇女党为何这样执着地追求“选举权”。一位名媛轻巧地挽着丈夫的胳膊，说：“谢谢，我不关心政治。”女工只想到：“如果我不上班，跟你们去游行，那么我只会被开除！”商人的太太说：“在这个一切都靠金钱的国家，选举权能帮你买到什么？你看那些穷人男性和黑人男性，哪个政策是为他们而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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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争取选举权斗争中的核心人物，也会在长期的斗争之后感到孤单疲惫，希望找一个男人的肩膀倚靠。更不用说那些以妇女选举权作为参政由头的女性政客，她们或是觉得被抢了风头，或是认为全国妇女党过于激进，都慌忙撇清了和全国妇女党的关系，继续和威尔逊总统进行“亲切友好”的谈判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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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局面下，仍然有不顾身家性命的女性，辛苦地巡回演讲、著书立说、大声疾呼、群聚示威，最后甚至被逮捕、下狱，饱受精神与肉体上的屈辱与折磨，放弃自己的感情，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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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主角爱丽丝·保罗作为一名律师，为了吸引美国民众的关注，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一天，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游行。1917年，她领导的全国妇女党在白宫前示威。随着美国参加一战，这一举动开始被认定为叛国之举——“当许多美国人都在欧洲流血，妇女们竟然在国内缠着总统索要什么选举权？”一些女性甚至也无法理解这一点。然而，爱丽丝·保罗仍然坚持这一行动。尽管许多参加示威游行的妇女因“妨碍交通罪”被捕入狱，但她们前仆后继，直至世界再也无法忽视她们的愿望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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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平等，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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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以绝食继续斗争的爱丽丝·保罗对医生说：“绝食抗议是古爱尔兰的一种传统，他们在某个人的门口绝食，直至得到赔偿，正义得到伸张。当你家门口有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邻居会怎么说？那项法律对待妇女很不公……你让我解释自己的理由，答案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探索一下你的内心。我向你发誓，我的心完全一样。你想在赖以为生的业界，占有一席之地，我也一样；你想有一些自我表达的手段，一些满足个人雄心的途径，我也是；你想让政府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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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她虚弱而坚毅的面孔，人人为之动容。当狱方强制灌食的消息经由医生和狱卒那里悄悄传出，举世震惊。终于，在1918年，宪法第19修正案被提交到国会，并于两年后的8月18日得以通过生效，公民的选举权不再因性别而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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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女性获得平等的选举权，只是取得政治和社会平等权利的第一步而已。这一宪法修正案之所以能够通过，是因为当时男子大多奔赴战场，妇女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支柱，承担起较多的社会责任。当战争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妇女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广大妇女并没有在本质上认识到政治权利与自身利益和幸福的关联，美国宪法也只是在形式上确保了妇女选举权，却没有订立保障这一权利实施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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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妇女来说，选举权并没有给予她们根本性的帮助。“黄金时代”并未到来。妇女在选举、就业、工资待遇等方面，仍受到严重的歧视。1920年是美国全国范围内行使妇女选举权的第一年，然而大部分妇女都与丈夫投一样的票，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主见。女性最常从事的职业只限于护士、图书管理员、社会福利工作者、售票员、初级秘书等。而女性在各行各业中的升迁机会也不如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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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片名Iron Jawed Angels，直译为“铁颚天使”，因为爱丽丝·保罗和她的伙伴们，在狱中绝食，拒不张嘴。而“女权天使”的译法，大概有些不准确。“女权”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兴起的，并不等同于女性选举权。今天的女权工作者关注的，不再只是形式平等的政治权利。有些看似机会平等的地方，实际没有考虑到女性天生的弱势和特征。女权工作者要求的，是对社会制度的彻底反思和改造。这一切，当然建立在爱丽丝·保罗那一批人所取得的普选权利根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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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只有普选权利，显然还不够，这也是今天女权主义者们继续坚持斗争的理由所在。令人尊敬的是，那位片中大声说着“我也是”的爱丽丝·保罗，直至80岁仍致力于女权运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仍然致力于妇女争取平等的事业。她们从未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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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笼》：铁窗隔不住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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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帕布罗·塔佩洛执导的电影《狮子笼》代表阿根廷角逐第61届戛纳影展，获得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这部影片又被译作《关不住的狱娘》。在铁窗和高墙之内，那些身为母亲的女犯，她们的爱与救赎，显得分外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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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监里的温暖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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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原本最残酷无情。作为刑诉流程的最后一环，社会将无法接纳的“危险品”送到这里。然而在墨西哥、意大利、阿根廷等地，在狱中生下孩子的女犯们，会将孩子留在身边照顾。这些铁窗里的母婴堂和幼儿园，为暗夜般的监狱留了一丝人性之光。然而这光照之处，其无奈与惨淡反而更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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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圣塔玛莎的阿卡提特拉女子监狱深处，有一个特别的幼儿园。在此服刑的囚犯，都是因谋杀、吸毒、绑架获罪的女性。她们在狱中生下的孩子，因为没有其他亲人照顾，只能跟随在母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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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政府决定，鼓励在监狱中出生的孩子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六岁。因此，圣塔玛莎的阿卡提特拉和其他一些女子监狱，都设立了监狱幼儿园。监狱工作人员玛格丽塔小姐说：“在这里，孩子们在女犯人之间跑来跑去，就像穿了隐形盔甲一样受到尊重和保护。而母亲们只要在孩子们面前，就会相对冷静。”根据监狱的安排，犯人可以和孩子共同居住一室。当然，同一个房间内还住有其他比较友好的室友。这些母亲白天劳动的时候，还不能上幼儿园的孩子就留在囚室里接受室友的照顾。每天下午2点30分后，母亲可以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圣塔玛莎的阿卡提特拉女子监狱，还成立了特别的“母婴社区委员会”，商讨孩子过生日、受教育等问题。狱方认为，这些失足女性往往没有很好的家庭环境，不便由她们的家人照顾孩子，而且还涉及生育后的哺乳问题。另外，孩子留在母亲身边，对于母亲也是一种精神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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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监狱里的幼儿园有自己的问题。由于长时间共同生活，女犯们随时可能因一点小事而起摩擦。如果发生斗殴或者其他违反狱规的情况，她们很可能被关禁闭，从而被迫和自己的孩子分开。比如一个叫露西亚的23岁女犯，因为被判绑架罪服刑25年。她的儿子马里奥出生在狱中，现在快两岁了。由于露西亚在狱中酗酒，马里奥已经被狱方带离母亲身边三次以上。马里奥从未离开过监狱，经常透过高墙看外面的世界。他对于监狱内外并没有明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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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的母亲们最担心的，是孩子六岁的大限。到六岁时，孩子就要离开监狱，到狱外上学，虽然能够时不时地回来看母亲，轻刑犯也可以在守卫的监视下去狱外探望孩子，但是毕竟是母子分离。这对于在狱外接触到新鲜生活的孩子或许还好；然而对于突然离开孩子、处处睹物思人的母亲而言，狱中的每一天无疑都是煎熬。坚强些的，只能苦挨思念，眼泪往肚里吞；软弱些的，则无法自持，甚至割腕自残，以求见到日夜想念的孩子。六岁正是开始懂事的年纪，孩子会不会以在监狱中的母亲为耻呢？其他的孩子会不会因为他们曾经在狱中度过童年，而欺负、嘲笑、歧视他们呢？这些都令监狱里的母亲们时刻担心恐惧，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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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力量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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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海峡对岸，也有着相似的母婴监狱。据《时代周刊》报道，台中女子监狱目前共有十七名幼童被母亲携带入监，住在狱中。年纪最小的，只有两个月大。他们跟受刑人一样地作息，喝一样的水，吃一样的食物，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副食品都是幼儿奶粉。这些幼童活动的空间，甚至比大人还狭小，除了睡觉的舍房之外，母亲们白天在工厂作业时，幼童全被限制在监狱附设的保育中心里，仅有在假日，才可以到唯一的篮球场去晒晒太阳。比如，跟老公同时入监、入监时已怀有身孕的阿纯，无法到戒护工厂作业，所以没有“保管金”的收入；加上亲友又不肯接济，所以阿纯在狱中生下女儿时，根本身无分文，几乎陷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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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根廷或墨西哥的同命人相比，台中监狱的母婴比较幸运的一点，是受到了社会慈善机构的关注：狱中的婴儿吃的是社会捐赠的奶粉，用的是福利机构提供的尿布和宝宝衣物；逢年过节时，还会有爱心团体上门给每个小朋友赠送衣服和玩具；每个周二，亚洲大学幼教系的女大学生，也会来这里带着孩子玩乐、唱歌、做游戏。亚洲大学幼教系系主任陈秀才说：“监狱里的生活环境，再怎么改造，总是比不上外面自由的世界。监狱里唯一胜过外界的，就是亲情的慰藉。”根据慈善组织的调查，监狱的环境或许不如外界，但也可能是小生命最好的一个庇护场所。2008年，台湾桃园一名三岁男童，由于父母都在服刑，不得已由他人照顾，却不幸所托非人。这名男童身上多处被刺青，最终被虐待致死。2009年，全台湾共有六名受刑人的子女，在狱外被虐待致死。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些受刑的女犯不得不选择将孩子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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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慈善组织也提出：虽然这些孩子都还小，在他们眼中，妈妈可能只是在某个工厂上班而已……可是这样封闭的环境，对孩子还是会有负面影响。长期待在单一地点、少与外人接触的孩子，在人格发展、社会能力，或者与人的互动方面，都与正常生活环境中的孩子不太一样。带着学生来台中监狱进行“社会关爱”的陈秀才说道：“大一点的小孩子，已经懂得监狱中管理人员与母亲角色的不同，知道行进时要快步动作；有些甚至在学会说话前，先学会报数、完全安静、静坐。”另一家慈善机构举了另一个例子：“三岁的小杰已经慢慢长大到渐渐明白，妈妈带着他生活的地方，一直有着严肃紧张的气氛。虽然他很懂事地跟着妈妈、阿姨们叫着‘长官好’‘科长好’，但是他也发现，每天只能在固定的地方玩耍，而且总是有好多双眼睛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些原本无辜的孩子，长大后如何能够适应狱外的生活？这段压抑的童年，是否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不良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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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些不良后果，台湾监狱管理当局规定：“入监妇女请求携带子女者，得准许之。但以未满三岁者为限。前项子女满三岁后，无相当之人受领，又无法寄养者，得延期六个月，期满后交付救济处所收留。监内分娩之子女，亦适用之。”也就是说，孩子只能在狱中留到三岁六个月，此后如果无从寄养，就交由社会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对于仍然在狱中的母亲来说，这次分离同样难熬。然而无论如何，监狱绝非适合儿童成长的环境。因此，无论再不忍心，女犯们也总是不得不放手。台中女监的一位女犯说道：“我也是很舍不得，这三年多有他陪我，日子比较没那么孤单。我还有一年多才可以打报告申请假释，接下来的一年，我不知道我会有多么想他。我不希望他在这里成长，但是也担心他去外面之后，我看不到他了，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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