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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头一睡睡死啦，九个只剩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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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印第安小男孩，德文城里去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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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下一个命归西，八个只剩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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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印第安小男孩，伐树砍枝不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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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劈两半一命休，七个只剩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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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印第安小男孩，玩弄蜂房惹蜂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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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来一蜇命呜呼，六个只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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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印第安小男孩，惹是生非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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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缠身直到死，五个只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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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印第安小男孩，结伙出海遭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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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吞一个血斑斑，四个只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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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印第安小男孩，动物园里遭祸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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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熊突然从天降，三个只剩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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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印第安小男孩，太阳底下长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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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死烤死悲戚戚，两个只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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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印第安小男孩，归去来兮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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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梁自尽了此生，一个也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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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抵达之时，餐桌上有十个小瓷像。从第一晚开始，每天都有人按儿歌里述说的方式死去，每死一个人，餐桌上的瓷像就会少掉一个。一时之间，人人自危，大家都希望能找出一个办法拯救自己的生命。可是海上起了大风浪，不可能向外界求援或者逃离小岛。唯一的求生办法就是找出凶手。他们搜遍荒岛，并没有发现秘密的藏身处，所以凶手必然在他们中间。幸存者彼此怀疑，彼此试探，可是一切警戒和提防还是没能阻止那最后一刻的到来。风浪停息了，岛上的明争暗斗也停息了，只留下了十具尸体——无人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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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比“事先预告的谋杀”更让人惊恐的事了。“童谣杀人”从此成为推理小说的一个经典模式。人们在危险中寻求生机，最终却无一生还。在侦探小说界，“童谣杀人”归类于“比拟杀人”：凶犯模仿某个连环杀人过程的全部序列，并以固定而连续的规律进行——揭示这一规律的方式，在这里就是童谣。美国侦探小说作家范·达因于1929年发表的《主教杀人事件》，首创“童谣谋杀”的故事模式：凶手按照《鹅妈妈儿歌集》中的童谣指定的方法和顺序，依次寻找到对应人选将其连续杀害。阿加莎的《无人生还》更是成为此类故事中的里程碑式作品。此外，美国侦探小说家奎因的《从前有个老姑娘》、日本侦探小说家横沟正史的《恶魔的彩球歌》、绫辻行人的《雾越邸杀人事件》都是其中翘楚。以朗朗上口的童谣作为连续杀人的隐喻，在纯洁的童声中，生命被不断收割。死者的挣扎与放弃都微不足道；想要擒获真凶，却往往伤及无辜。命运的齿轮缓缓转动，无人能够安然生还——而这，或许正是童谣杀人案的奇谲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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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义而生的大侦探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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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爆发后，阿加莎在绿径屋的住宅被军队征用。丈夫随军前往北非前线，她自己则和一战期间一样，前往伦敦的战时药房工作。她拒绝了一份为英国政府撰写战时宣言的工作，却在轰炸的间隙写了更多的推理小说。在《阳光下的罪恶》等小说里，她越来越鲜明地向读者宣告着自己的价值观：“正义一定会胜利。”这口号也不断鼓舞着读者们在空袭与轰炸的艰辛中坚持下来。当时有位歌手薇拉·琳恩，被称为“战地甜心”，她为英军演唱歌曲，慰问和鼓励战士们。丘吉尔曾说，琳恩相当于四个陆军师的力量。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则被称为文学界的薇拉·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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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阿加莎的小说超越了传统的非善即恶的叙事模式。那些在凶杀案中死于非命者，大多都是逃避了法律制裁的恶徒。《捕鼠器》中的农场主和法官自不必多言，《无人生还》中的十位死者也是罪有应得：马尔斯顿撞死了两个小孩，并在逃过法律惩罚后继续飙车；罗杰斯夫妇凯觑主人遗产而有意拖延营救，最终害死了主人；阿姆斯特朗医生是酗酒失手、违背医德的玩忽职守者；隆巴尔德是带走剩下的全部食物，并理所当然认为非洲人死不足惜的种族主义者和殖民者；莫里斯是见利忘义、贩毒并诱惑少女吸毒的无耻之徒……这些恶人尽管侥幸逃过了刑罚，最终却未能逃脱阿加莎“正义之笔”的制裁，他们往往死于非命，而且其罪恶行径也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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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如何伸张，是阿加莎小说最为深刻的主题。一方面，她不惮于呈现人性贪婪、自私、罪恶的真实面貌，揭示受害者无处伸冤的现实；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能找到伦理和法律的动态平衡。当法律制裁无法惩恶扬善时，她用“命运之手”或是“童谣之声”让恶人离奇死亡；当传统司法力量无法侦破事实，只能任行凶者继续作恶时，她创造了大侦探波罗这一形象。借助这个和福尔摩斯齐名的侦探形象，许多奇案得以解开，罪恶得以暴露于阳光之下。波罗最后结案陈词的场景，为每一个阿加莎小说迷所耳熟能详：他将所有人召集到一个地方，一一审视他们，让他们在彼此指责中暴露人性的不完美和曾经的罪恶，最终再揭示真凶及其作案的动机——于是正义得以彰显，在真凶落网的同时，人们也陷入对于人性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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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尔摩斯与柯南·道尔的关系相似，阿加莎也曾经 “嫌弃”波罗：“他有点可憎的夸夸其谈，令人讨厌的小胡子，骄傲地扬起的鸡蛋状的脑袋。”波罗的口头禅是：“我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错过。”尽管如此，波罗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1934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波罗对复仇的十二名乘客愤怒地说道：“你们为了复仇，自己选举了陪审团，自己决定了行刑者，这样和暴民有什么分别？你们是公民，如果法治在你们面前崩垮，那么你们要做的不是践踏它，而是将其扶起，并且举得更高！”然而，波罗最终的决定，仍然是让这十二名行凶者“逃脱法律的制裁”。这或许是阿加莎和波罗共同面对的难题：当正义与法律冲突时，应该遵守的是自然之法，还是警察之法？侦探在这种时刻，是应当听从良知，还是应当将裁判权交给国家机器？如果说现代的福尔摩斯要仰赖刑侦技术，尊重警、检分工；那么《大侦探波罗》或许标志着私家侦探制度在另一个意义上的终结，那就是在合法性判断上的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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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侦探波罗的最终章《帷幕》，一直在阿加莎的保险柜里躺了13年，直到1975年她临终前才得以出版。《帷幕》中的波罗之死让全世界的读者为之扼腕，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西方报刊争相刊登了波罗的讣告。不久之后，阿加莎于1976年1月12日逝世于英国牛津郡的沃灵福德家中，享年85岁。如果说柯南·道尔开创了侦探小说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那么阿加莎则是侦探小说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而她和她笔下的人物面对的世界更为复杂多元，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更为贴近，令人们更可以感同身受——每天都在世界某个剧场上演的《捕鼠器》，和观众们的笑容、怅惘和深思，或许便是鲜活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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