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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凭借先进的犯罪科学和刑侦手段，在各州无法侦破的案件中屡有斩获，从而赢得了更高的权威。这得益于胡佛在1932年建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犯罪侦破技术实验室。直至今日，每每有疑难刑案发生，人们仍然需要仰仗联邦调查局的器械和兵器检验室、爆破物实验室、鞋印和车辙研究室、指纹鉴定和档案室、血液化验室、笔迹鉴定室、文件鉴定室、密码研究室、特殊摄影研究室等令世人折服的顶尖刑侦专业团队。其中，最有力地确保联邦调查局在全美刑事案件中的权威的，莫过于指纹鉴定和档案室。自林德伯格案件后，胡佛从议会争取到了保存指纹档案的权限。这里至少存有1.75亿份指纹档案，每天受理2.5万余件指纹查询业务。现在，利用尖端的激光技术，甚至可以从一块木板或一张纸上分辨出40年以前留下的指纹，或把犯罪嫌疑人留在手套里的指纹取出来。同时，联邦调查局还有一项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工作人员可根据嫌疑人留在某地的一点点指纹，还原出其全部指纹。指纹鉴定室的电子存储系统保存着大约650万份技术资料，整个美国的警察机构均有电子终端同它保持联系，在不到十分钟内就能得到这些资料。这里的计算机系统还储存着上万份包括人的脸型、发型和眼、鼻、耳、口等五官特征的档案。有这些利器相助，联邦调查局更是如虎添翼，在桩桩疑案中展露身手，令作为竞争对手的各地警方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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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自己是一个工作狂，还将这种风气“传染”给了全局特工。他对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实行强制性自愿加班政策，规定特工人员必须在早晨7时准时上班，风雨无阻，甚至通宵加班后，也需要7点钟出现在联邦调查局。与此同时，特工还要随时待命，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执行特勤行动。胡佛还对仪容外表要求异常严格，特工个个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衣着得体，绝对不得出现肥胖、秃顶的形象。无怪乎在各种有关联邦调查局的影片中，探员总是风度翩翩。这一形象深入人心，以至于许多青年都梦想着成为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20世纪60年代曾有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中希望进入联邦调查局当特工的比例竟多达67%，中小学生更是将特工作为崇拜对象。这或许缘于联邦调查局的权势，但也与胡佛大力提升探员形象密切相关。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管到哪里，都不要给调查局脸上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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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膨胀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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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佛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以高效实干的作风四处出击，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与许多犯罪团伙和敌对势力战斗不止。30年代初，中西部地区银行抢劫案件频发。犯罪团伙往往由当地农民和群氓组成，他们凭借火力优势，得手之后迅速跨州逃窜，各州警力对他们无计可施。特别是一位名为约翰·迪林杰的劫匪头目，不但以抢劫银行、越狱和逃脱警察追捕而出名，还四处宣扬“银行让农民破产，抢劫银行是正义之举”的言论，各州政府头痛不已，最终请求联邦协助治理这类犯罪。胡佛抓住机会，为联邦调查局争取到了对此类跨州案件的管辖权。经过多次清剿突袭行动，联邦调查局在付出几名特工的生命代价后，终于将迪林杰击毙于一家剧院门口。紧接着，埃尔文·卡皮斯和“机枪手”凯利等江洋大盗相继被调查局逮捕或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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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联邦调查局不但继续追查劫盗团伙，还恢复了以往对间谍犯罪和颠覆案件的管治力度。例如，1942年，德国U型潜艇运载两个纳粹特工小组共八人分别在佛罗里达州和长岛秘密登陆，意图在美国国内进行破坏活动。联邦调查局在获得线索后，大举出击，将这些特工全部逮捕。但是，胡佛特有的敏感性格——甚至可以说是疑神疑鬼和神经质——使他经常夸大这些间谍犯罪的威胁，甚至不惜指挥联邦调查局越权去消除这些威胁。在所谓的薇诺娜计划中，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合作，对苏联间谍在英国和美国的活动进行监听。胡佛将这份美国最高秘密情报紧紧锁在自己的保险箱里，力图凭联邦调查局的力量来清除这些间谍。直至1952年，他才将这一计划透露给总统和总检察长。根据2007年解密的文件显示，朝鲜战争时期，胡佛还曾列出了一份包含12000位不忠于国家的嫌疑人名单，并擅自签发冻结他们财产的命令——尽管杜鲁门对此事很不情愿，却拿胡佛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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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在打击犯罪方面积累的功绩，使它获得了过度膨胀的权力，并且引起了公众和其他机构的不满。195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入学资格考试的一道论述题这样写道：“请试论，国家政治机构对民主构成哪些威胁？例如，联邦调查局执行秘密行动、拒不接受公众监督，等等。”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政界高层已经打算对联邦调查局的权力进行限制。在影片中，中年胡佛得到情报，总统打算派人重组联邦调查局。胡佛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反击，他将一份总统夫人和某东德间谍鬼混的情报作为筹码送到总统手上，令总统手足无措，放弃了对联邦调查局动手的念头。这样的“交锋”不止一次，胡佛利用联邦调查局窃听和监视政要的权限，获得了一大批对自己有利的丑闻档案，每每遭遇危机时，便送出一两份秘密档案，在扼住政敌咽喉的同时，继续扩大联邦调查局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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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秘密档案，在影片中也成为尼克松、肯尼迪和多位总统最为顾忌的软肋。以至于当胡佛于1972年5月2日因心脏病病逝于家中时，尼克松听闻消息，长出一口气道：“这个老家伙，死得真是太及时了。”在安排电视讲话公告国民之前，尼克松咬牙切齿道：“派人去抄没那些档案，我要那些档案！”其中当然也包括他和某位香港女性的桃色秘闻。然而当他的特工闯入联邦调查局胡佛办公室时，那些档案早已不知所踪。这些档案是如影片中所描述的，由胡佛的私人秘书亲手销毁了呢，还是由哪方势力捷足先登了呢？这将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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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之后，再无胡佛。然而他所建立的联邦调查局帝国，和他为美国刑侦科学留下的财富，仍足以使后人永远铭记在心，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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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戏的规矩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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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诗和鲜花、烛光一样，首先是用于致敬不可识别的神灵，其次应当用来抚慰人的心灵。我担心这本书并没有做到这件事。这或许不是一件法律人能够做好的事情，毕竟在大家心目中，法律人的面目总是显得冷漠理性。不过，许多法律人会在“对的人”面前涌现出另一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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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问世的这个夏天，我的博士导师贺卫方教授应“博物派”的邀请，要去意大利进行为期十四天的古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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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贺老师选择了资质平平的我，送我去德国研修司法对于罗马法复兴的助益。2006年秋天，我应承法学院学生会，不知天高地厚做了一次法律与电影赏析的讲座。次年，我在欧洲时，听说学生会竟然找到老师来做一期同一主题的讲座，这让我十分惶恐。而我在欧洲攻读博士的三年，老师亦恰好在石河子支教。我的开题、中期、预答辩和答辩，都让老师长途跋涉、辛苦不已，我对老师的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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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好不容易博士毕业，我却离“学术苗子”之路越来越远。老师对此并没有任何不悦，反而提起当年他从中国政法大学下海，在王府井某外贸公司的经历，以一句“I was a business man”宽慰我至今。而当我在金融街被人唤作“林经理”而驱东使西时，他又以无比的信任和胆识（这显然是在冒险），让久疏于学问的我代他给北大本科生讲授《外国法制史》和《比较司法》课程。每一次上完课，再回到金融街的文件堆里，都有种严重的人格分裂之感。倘若说我敢于进行一些所谓的法律文化写作，那么其实也是在模仿他的《法边余墨》《逍遥法外》和《四手联弹》。可以说，无论是我身体里的哪一个人格，都从他那里获得了无数的肯定与慰藉。在他身上，诗与正义大概得到了最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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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我的硕士导师徐爱国教授曾经长期（抽空）从事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我曾经担任过他英美侵权法课程的助教，至今记得他在每节课开始前给学生们讲一个故事的习惯。他曾经不切实际地要求我在硕士期间从《理想国》读到《正义论》，好好做些研究。而浮躁的我从来没能做到。毕业后没再做学问的我，几乎不敢回校看他。每次见面，他都会不留情面地问一句：你到底在干吗？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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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作《萨维尼从巴黎来的信》里，曾经写过左拉给塞尚写信的故事。塞尚一边想做法律人，一边想做画家，纠结不断。左拉于是写信来痛骂：“要么做律师，要么做艺术家，不要做穿着被颜料弄脏律师服的小丑！”塞尚从此从马赛第二大学（讽刺的是，这所学校现在改名为塞尚大学）法学院退学，前往巴黎，走上艺术这条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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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2015年冬天，政法大学学生会组织了一次论坛，主题是《法律与文学》。我因为写了几本小书，有机会到论坛上讲几句话，没想到徐老师亦出席，在论坛上讨论了作为一种后现代法理学流派的“法律与文学”。我认真地记着笔记，仿佛一瞬间时光倒流，又回到2002年准备考研时，坐在他的教室里旁听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时刻——那一年，我好像刚刚21岁，是一名“边缘”的北大旁听生；而现在，我在金融街上空走着钢丝，同时穿着被颜料弄脏的律师服，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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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得以出版，还要感谢许多十分重要的伙伴。如果不是《法治周末》的邬蕾编辑，或许我不会走上媒体写作这条路。2011年春天，她开始不断向我约书评、影评。约的第一篇影评，似乎是《林肯律师》。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合作。对我起初风格十分生硬晦涩的文章，她不仅耐心润色，还为我提供了许多写作素材和参考资料。到后来，她甚至为我购买戏票，报销我观剧的费用，还支付剧评的稿费。有趣的是，她一度在金融街从事律师工作，当时我们就在同一座楼的不同楼层，可以说缘分不浅。在她从事律师工作的短暂期间，《法治周末》的宋编辑和孙编辑也不断向我约稿，并帮助丰富了本书的内容。2013年，邬蕾回到《法治周末》后，继续约我写稿。在与她的合作中，我感受到了作者与编辑的精神交流与彼此信任。愿本书亦可以作为送给她的宝贝的新生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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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推动本书出版的，是鹭江出版社的纪平平编辑。我在豆瓣上开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看电影聊法律”专栏。每周贴一篇在《法治周末》发表过的剧评，只是凑凑热闹而已。然而一天收到了纪编辑的来信。一周后我们见面聊天，就敲定了出版事宜。她的直爽健谈和开朗笑容，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上似乎没什么烦恼是不能用一本好书来纾解的——如果有，那么就用两本。感谢她和鹭江出版社不弃，使本书得以和读者见面。说起来，鹭江出版社是我家乡的出版社，我从小做了无数的习题与课外参考书，上面都印着这个名字。多年之后能与其再结缘，再美妙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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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要感谢我的领导和同事们，他们不但没有像莫泊桑的领导和同事那样，发现他在业余时间写作，就加以训斥嘲笑，反而给了我极大的包容和支持。有些同事还买了拙著，实在令人受宠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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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感谢其他对本书有着重要贡献的人。本书的美编周彧小姐，她精心选择的小丑形象和绘制的封面，恰巧与我现在的处境和心情相符。来自出版行业和媒体平台的陈丽红、薛华、张静雯、汪平强和马岚熙，他们提出了许多中肯建议，令本书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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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文责仍然由本人承担。和其他随笔一样，这些文章最初刊于报刊，囿于体例，不便引注。对那些写下我引用而未能注明出处的文字的前辈与老师，在此深表感谢：能站在巨人肩上，是我的荣耀与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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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朋友，他们都是我最重要的读者。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显然是困难的，也难免会有所遗漏。在这里就不做这样徒劳的尝试了。相信当本书送到他们手中时，他们会立即明白这里说的就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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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女儿：林正鹏先生、张三妹女士和林葡萄小姐。对我而言，他们是这个世界上至亲至爱的人。是他们和他们无私的爱让我一直勇敢生活至今。谨以本书送给他们，以表达我对他们无尽的爱、感激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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