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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于以上两种类型之间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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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相比，韩国宪法既体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相类似的从组织法（分权与制衡）的角度规定国家任务的特点，又采纳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相类似的以集中的方式规定国家任务的做法，比如，韩国宪法单设第九章，以规定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广泛责任，韩国宪法的这些规定与我国宪法总纲的相关规定非常类似。保加利亚现行宪法虽然在性质上可以归为资本主义宪法，但是仍然保留了社会主义宪法的某些特色，该宪法第一章《总则》部分（相当于我国宪法的总纲部分）则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国家任务。2008年通过缅甸宪法在第一章“国家基本原则”中，尤其是在第二十二条至第三十六条中比较集中地规定了国家在发展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方面肩负的广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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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宪法”（即1947年“宪法”）在国家任务的规定方面颇具特色。该“宪法”关于各权力部门的条款偏重于规定分权与制衡等组织法方面的内容，而关于国家任务的方面规定则比较集中地规定在第十三章（基本国策）[11]之中，具体包括国防、外交、国民经济、社会安全、教育文化、边疆地区等方面的内容。这是一种在实在宪法内以集中的方式规定国家任务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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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无论国家性质如何，目前世界各国实在宪法均以不同的方式对国家任务做出规定。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侧重于以权力与职责相结合的方式比较间接地规定国家任务，其优点是实现国家任务的主体（即各国家机关）非常明确，而且实现国家任务的各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范围有清晰的界定[12]，这些特点都有利于具体落实国家任务的内容。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未经历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阶段，经济以及社会各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一般都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在客观上需要依藉国家的力量迅速改变这一不利状况。在宪法上以比较集中明确的方式规定国家任务即反映了这种迫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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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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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部宪法均选择在宪法序言里明确地表述国家根本任务。这种对国家任务抱有的强烈偏好是一个后发起国家为了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状况而诉诸宪法展现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意愿的自然表现。[13]我国宪法的这种一以贯之的倾向体现了对宪法功能的理解与把握，宪法不仅是巩固新政权、维持新秩序的基本方略，在改革开放时期，它还承载着将国家根本任务宪法化以凝聚社会各种力量振兴国家与民族的愿望。在中国宪法学的视界里，宪法主要是民族振兴之法的观念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实在宪法均毫无例外地浸透着治国者致力于国家发达与民族崛起的豪迈情怀。以下图表列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四部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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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部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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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宪法 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 1954年宪法 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75年宪法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1978年宪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1982年宪法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以上表格可见，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法都采取了与上述各社会主义国家相似的方式规定国家任务，即都在宪法序言中以概括式的规范性陈述语句比较集中地表述国家任务的内容，而且均在意识形态上十分强调国家任务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这四部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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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三部宪法关于国家任务规定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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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带有十分明显的过渡性与策略性。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他说：“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对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15]与过渡性和策略性相适应，对包括国家任务之规定在内的宪法条款的修改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随意性。这在毛泽东的言论中得到充分的表露：“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宪法以及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都可以提出来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能过得去的，那就不要改了，如果没有意见，就付表决。”[16]可以这样说，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直接受执政党基于对时局的政治判断而形成的政策的影响，在其酝酿与产生的过程中就注定了它不是一个稳定与长远的国家发展纲要。对此，林来梵教授评价道：“我国1954年宪法乃是一部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的政策性宣言，其自豪感是在对历史的回顾中流露的，其使命感是在对未来的规划中迸发的。如此宪法观念诚然与立宪主义的规范使命南辕北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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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很难具备法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品格，那么1975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更是某种狂热的和极端错误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产物。笔者认为这两部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既不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体现，更难说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政治意愿与政治选择。作为宪法上的一种根本性的规定，其形成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也是颇受质疑的。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国家任务的法定化，必须依藉人民在掌握相关资讯的前提下进行深入、公开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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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家根本任务宪法化并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更不是一个策略问题，它在本质上也不适合于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国家根本任务是建立在深刻的政治远见的基础上的。当然，对国家任务宪法化持完全否认的观点也不足取，如前文所述，无论各种性质的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对国家任务作出规定，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起国家来说，在宪法中合理地确定国家未来的发展纲要并非是多余之举。问题不在于是否规定，而在于如何规定才能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立宪主义的基本原理协调起来。国家根本任务不仅仅因为被写在作为根本法与最高法的宪法里而具有神圣性与权威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应当是国家理性[18]的体现。如果将国家根本任务予以根本法化，就必须使其在理性上契合国家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能将其定位于落实特定国家政策的工具与手段上，国家根本任务的稳定性与长期性乃是其作为宪法之一部分应该具有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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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行宪法在国家任务规定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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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第二部分（宪法序言的语句构成）所述，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不仅与前三部宪法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同，而且其本身在四次修宪中也不断地得到完善。[19]现行宪法对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是基于对本国所处的历史相位作出的正确判断之上的，即“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种历史相位之下，所确定的国家任务既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实现的政策性目标，也不是无法预见到何时才能实现的十分宏大的目标（比如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国家任务的长期性与相对稳定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以及各项事业比较落后，国家任务确定的各项发展目标比较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均是值得在宪法上予以确认的价值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目标，诸如，市场经济、民主与法制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共同价值诉求。这使得现行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不仅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意志，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经验与理性的表达。毫无疑问，与前三部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相比，现行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具备了宪法作为法而应该具备的规范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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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行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仍然保留着与前三部宪法同样的特征，即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性。蔡定剑教授认为，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在修宪者看来是序言的核心，也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它反映八二宪法的政治特点，它的意识形态性最强，因而也是修改最为频繁的地方”。[20]的确，我国宪法序言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但笔者认为，凡是可以称得上是意识形态的表达，便不可能频繁地变动，意识形态是最稳定的。[21]虽然说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被修改得很频繁，但每次修改都没有触及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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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国家根本任务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因素，学界的观点并不统一。凯尔森对宪法序言中的意识形态要素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被称为宪法的那一文件的一个传统的部分是一个庄严的导言，一个所谓的‘序言’，它表达了该宪法意图促进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各种观念。这一序言通常并不规定对人的行为的任何固定的规范，因而也就缺乏法律上有关的内容。它具有一种与其说法学上的性质倒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性质。如果将它去掉的话，宪法的真正意义通常也不会起丝毫变化。”[22]凯尔森的这种完全排斥意识形态的观点是否达致法学上的真理呢？法理学家劳埃德不以为然，他批评道：“凯尔森还坚认他的科学乃是排除一切意识形态因素而提纯获得的，但是，较诸其他法学家，在排除意识形态性质问题上，其所获得的，益且微乎其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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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法之间存在统一性和连续性的话，那么具有同样的意识形态便是其表现之一。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11月26日）中指出：“这次修改宪法是按照什么指导思想进行的呢？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24]很显然，现行宪法明确地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总的指导思想，这是我国现行宪法具有意识形态特性的显著标志。正是因为现行宪法序言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中包含了这种意识形态因素，许崇德教授才恳切地断定：“序言第7段是序言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宪法的核心。”[25]然而，也有学者从基本权利保障的角度提出了否定性的意见，理由是，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强调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地位将会妨碍人们思想自由，也会危及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意识形态与宪法的内在精神存在着本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26]为此，林来梵教授适切地指出：“现行宪法规范体系中的政治性和不稳定性在平均每5年一次的修宪过程中只是得到了部分缓解，如何淡化现行宪法中政治性宣言和意识形态的色素，不能不说是我国当下法制建设的要务所在。”[27]甚至一些政治学学者也担忧坚持意识形态刚性将会阻碍中国政府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进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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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意识形态因素在客观上乃是我国实在宪法的组成部分之一，倘若完全地将之从宪法中冷彻地予以排除，有违法教义学尊重本国实在法的工作态度。由于意识形态是国家根本任务规定中的一个因素，因此，有必要将之放入国家根本任务的框架中予以考察。如前所述，国家任务的宪法化既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同时更体现了后发起国家力图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然而国家根本任务的实现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国家公权力必须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得到人民的直接支持，才能够经受住来自国内外诸多方面的挑战。可以说，实现国家任务的过程就是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民复杂地凝聚在一起的政治过程。[29]在这个将全国人民一体化为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发挥着一定的整合作用。[30]然而，如果将意识形态的作用过分地加以夸大，确实会陷入宪法内各种价值之间难以协调的巨大困境。依笔者之见，解决这种问题，有两种路径可供选择：其一，将意识形态视为实现国家任务的手段或方式，其在宪法内的价值序列上位于国家任务之下，同时必须受到宪法内的其他重要价值诉求，尤其是基本权利规范的限制。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范围加以严格的限制，或者在常规政治条件下只能使其以较为间接的方式发挥规范效力；其二，将意识形态视为道德意义上或者政治意义上的规范。[31]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持宪法的安定性，同时亦可保障宪法、甚至我国所有的法律规范能够作为一个内部融贯的体系而存在。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本书在第六章就其与宪法实施的关系中有更为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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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序言研究 第二节 国家根本任务与国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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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宪法序言之核心内容的国家根本任务，虽贵为我国宪法的根本法之一，但其在何种意义上可被视为宪法的灵魂[32]，在宪法学上实有慎思的必要。笔者认为，国家根本任务的根本法地位不能孤立地从其自身予以理解。从内容构成上看，其内部也存在着目标与手段的结构关系。在维持文本原意的前提下，可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规定的内容重述为：“国家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个根本任务，国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与“富强、民主、文明”这些重要的价值目标相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都是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如果从体系化的角度看，不仅“两个坚持”在国家根本任务的内部结构中只具有手段性质的相对重要性，而且即便是整体性的“富强、民主、文明”目标，在整部宪法中也要受到更高价值的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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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根本任务从属于国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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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序列上看，与国家根本任务相比，国家目的则是宪法上的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对于宪法法教义学来说，国家目的问题无疑具有终极性与前提性。申言之，在对作为整部宪法之价值指针的国家目的缺少明确的宪法界定的情形下，无论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宪法学研究中，均确实存在着将国家根本任务予以绝对化理解的倾向。如果此种情形未予以改观，对于以解释和体系化为工作内容的宪法法教义学来说，所有的精细化作业将会走向何处，势必令人忧虑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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