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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我在正文中基本上没有处理中国宪法中的政党—国家结构问题，但应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实际上承担着最基本的政治整合功能。一个相关的论述，可参见邹谠《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载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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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关于voice、exit和loyalty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论述，可参见Albert Hirschman，Exit，Voice 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 and Sta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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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可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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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新物质技术的出现可以推平时空的差异性。例如，高铁一方面让社会时间得以提速，另一方面也使得空间在缩小。互联网的普及实际上也推平了原有的以省为单元的政治信息传播和沟通结构，可参见田雷《跨省监督：中国宪法体制内的表达自由》，《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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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例如参见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8日。关于这一类问题的正当性与理论挑战，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有一段精彩的说明：“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英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参见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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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Daniel Bell，“What China Can Teach Europe，”The New York Times：Sunday Review，Jan.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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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例如，汪晖近期也提出了“中央的整合能力”与“地方的适应能力”，参见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社会观察》2012年第1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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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例如参见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Wiley-Blackwel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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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See 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Farrar，Straus & Giroux，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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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关于这一命题的精彩论述，可参见张翔《列国竞争、乡邑自治与中央集权——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郡县”问题》，《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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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在美国宪法语境内的一种相关思考，可参见Michael Dorf and Charles Sabel，“A Constitution of Democratic Experimentalism，”Columbia Law Review，vol.98，pp.267-47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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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关于宪法概念原意的一个探讨，可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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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See Akhil Reed Amar，“Some New World Lessons for the Old World，”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58，pp.483-51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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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一个相关的讨论，可参见Sanford Levinson and Bartholomew Sparrow，The Louisiana Purcha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03-1898，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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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参见Jack Goldsmith and Daryl Levinson，“Law for States：International Law，Constitutional Law，Public Law，”Harvard Law Review，vol.122，pp.1791-186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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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参见Bruce Ackerman，“The Rise of World Constitutionalism，”Virginia Law Review，vol.83，pp.771-798，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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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See Cass Sunstein，“Constitutionalism and Secess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58，pp.633-67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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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关于“统和性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概念的提出，参见Arend Lijphart，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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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就曾在中国宪制史上留下一段公案，这位美国的进步主义者认为立宪君主制要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在我看来，古德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共和制在中国有可能滑入一种最坏的政体，但立宪君主制却更可能避免这种“滑坡”，因此在古德诺这位宪法顾问看来，中国的根本宪制问题不是有没有皇帝的问题，也不是好皇帝或坏皇帝的问题，而是中国能否自我生存的问题，共和制之所以不适合中国，在于它难以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从而走入古德诺反复指出的“小专制者林立”的政治格局。参见Dr.Goodnow’s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in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5，p.57。关于这一解读的详细阐释，请参见本书的下一章《最坏的政体——古德诺的隐匿命题及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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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本章原刊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在刊发时因篇幅所限，做了较多的删减，本章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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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关于宪制与国家建设在民初宪制史中的讨论，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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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共和与君主论》中文版，参见[美]古德诺《解析中国》，蔡向阳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148—154页。而“备忘录”原文，可参见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关系档案，Dr.Goodnow’s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in U.S. Dept.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5（Washington，1924），pp.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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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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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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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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