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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律不但本身简要得体，而同时又得着两个大法律家为之作注：明法椽张裴有“律解”二十卷，河南尹杜预有“律本”二十一卷，皆为世所宗，晋后的刘宋萧齐，都一直承用所谓“张杜律”。前后施用，凡二百三十七年，六朝诸律中，行世之久者，再没有超过晋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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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杜两家注释，不是没有异同。南齐永明七年（489），尚书删定郎王植之上表说：“晋律文辞简约，取断难释，张裴杜预，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臣集定张杜二注……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或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又取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为二十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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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杜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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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律在北宋时，似尚有传本，金元乱后，遂遭佚失。[42]但是张裴上律解的表（269？），《晋书·刑法志》上，抄录了一大段。此一伟大法律家的文字，因之尚有一部分能流传至今。现在把其中最重要的几句，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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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为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意谓之道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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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求，囚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理似故纵，持质似恐独：如此之比，皆为无常之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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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如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猲，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名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目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贼，输入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于官为擅赋，加殴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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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机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供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恐忧欢，貌在声色。奸真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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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的“上律令注解奏”中，也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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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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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精密深刻的法律文字，即是和同时的罗马几位大师相比，也可以说是无愧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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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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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420—478）萧齐（479—501），都是沿用晋律，没有去另立新制。到了梁武帝（502—549），欲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传律学，云齐武时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合为一书，其文殆灭，法度能言之，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为梁律”[44]，凡二十篇。篇目次第，全和晋律一样，只是盗律改称“盗劫”，贼律改称“贼叛”，请赇改称“受赇”，捕律改称“捕讨”，删诸侯一篇，而在水火和厩律中间，增加“仓库”一篇而已。[45]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条，是天监二年（503）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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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陈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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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承梁季丧乱，刑典疎阔，武帝思革其弊，即位之初（557），即使范泉、徐陵等参定律令，制律三十卷，其“篇目条纲，轻重简繁，一用梁法”。[46]程树德说：“陈时修律诸人，多非律家，不过摭拾旧注，恣其粉饰，故条文虽增于梁，而纲领则毫无出入，史称博而非要，盖确论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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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梁陈二律，实即晋律，其增损仅在文字之间。盖当时柄国诸臣，优于词章，而疏于掌故。蔡法度范泉之流，亦不过略有传习，而实不足当创制显庸之任。所以在梁书陈书里，蔡范二人均未获列传，大概就是这个缘故。[48]两律在唐书中尚有记载，宋史则不载，大概是在南宋时失去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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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朝及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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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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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之末，海内分为南北。南朝的宋齐梁陈，尽文采风流之致，以清谈相尚，轻视名法，所以在法律上无所贡献，而使统治北方的拓跋氏，独擅一代法制典章之盛。并且后来经过北齐的递介，垂之隋唐，以后宋元明清，相继因袭。所以讲述《中国法制史》，北魏律实乃一非常重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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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拓跋氏乘五胡之乱，跨据中原，历代君主，都知道法律之重要：太祖、世祖、高宗、高祖、世宗、出帝，自天兴元年（398），至太昌元年（532），百余年间，其改定律令者，前后不下十余次。[50]他们之看重法律何等明显。至其改定大概，见诸记载者，有世祖神麚四年（431）崔浩所改定者，据说有三百九十条，正平元年（451）游雅、胡方回、高允等所改定者，三百七十条，高祖太和五年（481）自己刊定的，八百三十二章。[51]至其篇目名称，从《唐律疏议》中可以考证出来的，有刑名、法例、官卫、建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斗律、系讯、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诸篇，其他就不得而详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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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法学甚盛，代有名家，如李冲、封琳、郑懿、李彪、崔挺、常景、孙绍等[53]，而有两个人尤特别须要指出，即世祖时的崔浩、高允。崔浩长于汉律，是一个不世出的大政治家，高允深通公羊决狱之学，据律平刑，三十余年，内外称平。（《高允传》）北魏律之大率承用汉律，不尽袭魏晋之制，应该归功于二人者不少。[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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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北魏修律，还另外有一种重要意义，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之。他说：“元魏刑律，实综汇中原士族仅传之汉学，及永嘉乱后河西流寓儒者所保持或发展之汉魏晋文化，并加以江左所承西晋以来之律学。此诚可谓集当日之大成者。若较南朝承用之晋律论之，大体似较汉律为进化，然江左士大夫多不屑研求刑律，故其学无大发展。且汉律学自亦有精湛之义旨，为江东所坠失者，而河西区域所保存汉以来之学术，别自发展，与北魏初期中原所遗留者亦稍不同，故北魏前后定律，能综合比较，取精用宏，所以成此伟业者，实有其广收博取之功，并非偶然所致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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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修律之重要性既如此，而高祖孝文帝拓跋宏（471—499）这个人，更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他不但是以夏变夷的一个彻底汉化的外族人（鲜卑），他废弃胡姓而自改姓元，他禁止他的同种人胡俗胡语，而他对于法律，尤其具有任何君主所未有的爱好。在他一个人的朝代之中，就曾经有四次议订法律之事。第一次在太和元年（477）九月，第二次在三年（479），到五年冬才完毕；第三次在十一年（487），第四次在十五年（491），次年颁布。[56]他每次议命律令，总是召集群臣，聚议一堂（太华殿、东明观），并且“润饰词旨，刊定轻重”，多半都是自己动笔。[57]太和四年（480），他“辜廷尉籍坊二狱，引见诸囚，轻者免之”。[58]二十年（496）二月八月，他四至华林园听讼，亲详囚徒。[59]可见他不但了解法律条文，并且还懂得审判案子。而且他改律的结果，“死刑止于三等，永绝门诛。慈祥恺恻，有逾文景。中叶以后，重禁止屠杀含孕，以为永制。仁及禽兽，迥非后世所及”。[60]后魏法律之见称后世，孝文帝的功劳，应不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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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齐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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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之末，朝分南北，南以文章盛，北以法制盛。北魏之末，再分齐周，周虽灭齐，而齐之法制独传，这是我们不宜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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