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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的法律，最初是沿用东魏的“麟趾格”。麟趾格是在天平年间（534），高欢当政时，由封述删定，于兴平三年（541），高澄当政时颁布的。到了高洋称帝（文宣，550），不久就命群臣议造“齐律”，但是积年不成，到了第四代的武成帝，频加催督，到了河清三年（564），才告成功。这部齐律分十二篇，据《隋书·刑法志》所称，计为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讯、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定罪凡九百四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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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律的制订，若是从麟趾格算起，可以说是历时三十年，参与删定的，有崔暹、封述、封隆之、李洋、魏收、崔昂、封绘、辛术等好几十人。这样的精细慎重，所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在当时已有定评。朝廷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所以当时齐人多晓法律。后来隋文帝承禅后周，不沿用周律，而多采后齐之制的[61]，可以说是善于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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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律在宋时已不见于著录。但是从现存的唐律中，是可以略窥梗概。譬如“唐律与齐律，篇目虽有分合，而沿其十二篇之旧。刑名虽有增损，而沿其五等之旧。十恶名称虽有歧出，而沿其重罪十条之旧。受罪枉法处绞刑，轻重亦与唐律同……齐律于是乎不亡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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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法律之能有这样的成就，程树德认为因为高氏是渤海蓚人，而渤海的封氏，世长律学：封隆之参订麟趾格，封绘议定律令，而齐律实出于封述之手，可说是祖宗家法，具有渊源，而制律的时间长，删定的人数众，也是一个原因。[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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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周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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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宇文氏，也是鲜卑人，其以夏变夷，也不下于北魏的拓跋，而尤其是醉心于上古周朝的时代。所以不但其军国词令，朝廷文告，都要用尚书体，而其官名仪制，一切皆以周礼为依归，即文字亦必求其相似。宇文泰相西魏时（535？），命河南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肃积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宪大夫拓跋迪掌之，至周武帝保定三年（563）乃就，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为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竞、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求、告言、逃亡、系讯、断狱。定罪一千五百三十七条。“比于齐律，烦而不当。”[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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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律“以科刑之典，丽于尚书周礼之文，削足适履，左支右绌”，真是“今古杂糅，礼律凌乱”，“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隋氏代周，“一扫其迂谬之迹”[65]，无怪周律至唐时之久已散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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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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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考证制度源流的学者，都认为唐朝许多重要和优良的制度，多半都是因袭隋代。[66]这句话对于法律，尤其适用。不过隋律有开皇、大业二律之分，我们必须予以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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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在开皇元年（581），即命高颖等更定新律，于十月中颁行。到了三年（583），认为“律尚严密，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自是“刑纲简要，疏而不失”，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开皇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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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律虽是以北律为蓝本，但是在刑罚制度上，它却作了一次革命性的人道化的改革。他废除了鞭刑、枭首及轘裂之法（开皇元年）；它删除了宫刑；[67]它废了孥戮相坐（开皇六年）；它定了讯囚加杖不得过二百之制。[68]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唐以后一千多年来中国的刑罚制度，全是在隋初奠定其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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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一生狠和佛家思想接近，他生下来由尼姑带大的，他曾经（开皇二十年，600）下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者，以“恶逆”论，百姓以“不道”论。[69]因此有人认为隋律之把刑罚人道化，是受了佛家的影响。但是我们看文帝晚年，愈信佛法，用刑愈是严酷，后来唐朝的武后，及她的几个亲信也都是同样的侫佛和残忍。而隋文帝在北周从政多年，亲眼看见北周末年间重刑峻法之失去民心，而他即采用缓刑薄罚的手段来争取民众，这是见于史书的。所以我们与其说开皇律之轻刑，是文帝受了佛法的影响，不如说这是他在政治上从经验中得来的卓见，较为切实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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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即位，说是开皇律禁网深密，于大业二年（606），敕牛弘等重修律令，三年（607）四月班行，凡十八篇，计名例、卫宫、违制、请求、户、婚、擅兴、告劾、贼、盗、斗、捕亡、仓库、厩牧、关市、杂、诈伪、断狱，共五百条。其五刑之中，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70]程树德说大业律之于开皇，大抵增其篇目，仍其条项。隋末刑罚酷滥，本出于律令之外，唐初袭汉高入关约法之故智，因而废之，非必其律之果不善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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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受禅，于武德元年（618）六月，废隋大业律令，又使裴寂，萧瑀等撰定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于武德七年（624）上之。程树德根据隋唐两律的篇目、刑名、次序，认为“今所传唐律，即隋开皇律旧本”。因为“唐初修律诸人，本非律家，开皇定律，源出北齐，而齐律之美备，载在史笔，人无异词，执笔者不敢率为更改……仅择开皇律之苛峻者，从事修正，其他条项，一无更改”云云。[72]所言甚为合理。隋氏两律，都在宋朝散失，中国历代法律，现存之最古者，只有唐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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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唐（61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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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到了唐朝，达到了最圆满的发展。过去秦汉魏晋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到此得一总汇，以后宋元明清的演变，从此得其准绳。后人说三代之后，管理之法式，未有逾于唐律者[73]，或者说古今之律，得其中者，唯有唐律[74]，诚非过誉。而中国法律，影响及于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东亚诸国，卓然自成一中国法系者，亦自唐律始。[75]所以对于此最能代表中国法律系统的唐律，我们不能不比较详细的予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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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律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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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618—626）命裴寂等以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于武德七年（624）奏上，是为武德律。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更加厘改，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637？），是为贞观律。高宗永徽二年（651），长孙无忌、李勣等奏上新撰律十二卷，是为永徽律。三年（652）五月，以“律学未有定疏”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于是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十九人，撰“律疏”三十卷，四年（653）十月，颁于天下。计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十二篇，共三十卷。后人以疏文皆以“议曰”二字开始，误称之为“《唐律疏议》”。[76]现传的律疏，其文字中之地名官号，曾经依照着开元（713—741）年间的制度窜改（Interpolation），以致有人认为此乃“开元律”，而非“永徽律”。实则这个说法，既缺乏充分的理由，也并没有任何重要的意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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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律中的“礼教法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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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所代表的中国法律思想及制度，其第一个特点，即两汉以来整个控制中国政治思想的礼教法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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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礼教的法律观，即是认为法律的作用，在辅助礼教的不足，和法律的内容，是从礼教方面得其根据。[78]此种基本观念表现在制度方面的，有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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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律中有许多罪名，专门是为保障礼教规律而设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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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大祀不预申期条：“诸大祀（天地宗庙神州等为大祀），入散斋（斋官尽理事如故，夜宿于家正寝），不宿正寝者，一宿笞五十（无正寝者，于余斋房内宿者亦无罪，皆不得预秽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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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婚，居父母丧生子条：“诸居父母丧生子者（谓在二十七月内而妊娠生子者），徒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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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婚，父母囚禁嫁娶条：“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若祖父母父母犯当死罪嫁娶者，徒一年半，流罪徒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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