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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疏”解释律文，常常从礼经中取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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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十恶条：“四曰恶逆”……“问……夫，据礼有等数不同，具为分析？答曰：夫者，据礼有三月庙见，有未庙见，或就婚等，三种之夫，并同夫法……其有尅吉日及定婚夫等，唯不得违约改嫁，自余相犯，并同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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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七曰不孝……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疏：“依礼，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而问故。父母之丧，创巨尤切……今乃匿不举哀，或检择时日者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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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婚，许嫁女报婚书条：“诸许嫁女，已报婚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疏：“婚礼先以娉财为信，故礼云，娉则为妻。虽无许婚之言，但受娉财亦是。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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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礼教规则，可以补充法律之不足，而被拿来作条文来应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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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匿父母夫丧条，疏：“问居期丧作乐……，律条无文，合得何罪？答曰：礼云，大功将至辟琴瑟……身服期功，心忘宁戚……须加惩戒。律虽无文，不合无罪。从‘不应为’之坐，期丧从重杖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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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老小废疾条，疏：“问殴己父母不伤，若为科断？答曰：其殴父母，虽小及疾可矜，敢殴者仍为恶逆，或愚痴而犯，或情恶故为，于律虽得无论，准礼仍为不孝，老小重疾，上请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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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重要的，法律条文的引用及解释，可以不受严格的形式主义的拘束。唐律中本来已经有内容很富弹性的一项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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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不应得为条：“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疏：“临时处断，量情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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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轻重相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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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断罪无正条条：“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疏：“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此举重明轻之类。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皆斩，无已杀已伤之文。如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尚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是举轻明重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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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有以多数条文，“比附论罪”之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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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讼，告缌麻卑幼条，疏：“问女君于妾，依礼无服，其有诬告，得减罪以否？答曰，律云，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若妻殴伤杀妾，与夫殴伤杀妻同。[79]又条，诬告期亲卑幼，减所诬罪二等。[80]其妻虽非卑幼，义与期亲卑幼同。[81]夫若诬告妻，须减所诬罪二等。[82]妻诬告妾，亦与夫告妻同。”[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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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内容空乏的条文，和这样弹性的解释和引用的方法，再加上有特别案情，可以随时“上议请裁”、“廷讯”、“御审”等等，法律学家自然不会发觉有“法律空隙”（Rechtsluecten）的问题，社会上更不会感觉到司法制度有什么不敷应用的地方了。[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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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律之伦常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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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礼教，是建立于“五伦”之上的，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在法律方面上，全受双方相对身份之支配。大体言之，可分以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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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君主的特别人格。唐律五百零二条中，刑名最重的，莫过于谋反（谋害国君）：犯者不分首绞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贼盗，谋反大逆条）。事涉皇帝而致死罪者，凡有十八条。例如，阑入上阁内者绞，阑入殿内者绞，越殿垣者绞，非宿卫人冒名入殿内者绞，不承敕擅开宫殿门者绞，夜持仗入殿门者绞，宿卫人于御在所误拔刀子者绞，射箭至队仗辟杖内者绞，合和御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绞，造御膳犯食禁者主食绞，造御幸舟船误不牢固者工匠绞，监当主司误将杂药至御膳所者绞，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绞，谋反大逆者斩，盗御宝者绞，伪造皇帝八宝者斩，伪写宫殿门符者绞。诈伪制书及增减者绞。所以有人说，唐律之为后代君主所喜者，就是以其特别尊重皇帝的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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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若我们细读唐律，可以发现君主在唐律中有时是代表国家，有时是代表个人。例如“十恶”的次序，“谋反”（谋犯国君）和“大逆”（毁宗庙山陵），在最前面，而“大不敬”（乘舆服御物，指斥乘舆，对捍制使无人臣理），则在“恶逆”（谋杀祖父母父母）“不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之后，可见前者是以国家为主，后者以皇帝个人为主。职制律中，“署置过限”、“贡举非其人”、“刺史县令私自出境”之罪在先，而“和合御药不如本方”、“造御舟船不牢固”之罪在后，可见服务国家之事，重于侍候皇帝之事。斗讼律：殴皇家袒免亲，若亦为已之所亲，则各准尊卑服数为罪，不在皇亲加例。可见私人亲属关系，重过皇亲与平民间的关系。所以“君主为国家象征”这个意识，在中国过去的国家论中，并不能说是完全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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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官吏的特殊地位。唐律判刑，居官者和平民不同。凡是九品以上之官，只要所犯的不是五流（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会赦犹流）和死罪[85]，都可以去官抵罪，谓之“官当”：私罪，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公罪各加一年当。流罪比徒四年。其以官当徒者，罪轻不尽其官，留官收赎，官少不尽其罪，余罪收赎（名例，以官当徒条及以官当徒不尽条）。七品以上之官，流罪以下，皆减一等，谓之“减罪”（名例，减章）。五品以上之官，犯非恶逆，虽坐绞斩，亦听自尽于家（断狱，断罪应绞而斩条）。居官者虽是犯了五流而配流如法，也还是可以免居作之役（名例，牍章）。就是说，居官的犯了罪，纵是处死配流，也还是不役身，不受杖，而保全他一种光荣的身份。[86]至于他们的舍宅，车服，器物，甚至祖先的坟茔石兽之类，都有一定制造的规定，来显著的（Conspicously）表示他们的品级（杂律，舍宅车服器物条）。唐律对于官吏在社会上的地位，确实是予以十分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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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此居官的人们，在一般作人的责任上，也比较平人为大。尤其在取与授受之间，显著的表示出法律对他们要求之严格。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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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监主受财枉法条，“监临主司受财枉法者：十五匹绞”。而平民窃盗，虽五十匹，也不过止是加役流而已（贼盗，窃盗条）。作监临主司而受财，就是不枉法（虽受有事人财，判断不为曲法），也要一尺杖九十……三十匹加役流（监主受财枉法条）。甚至于“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职制，有事先不许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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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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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受所监临财物条：“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不因公事，而受监临内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乞取者加一等（非财主自与，而官人从乞者）。强乞取者（以威若力，强乞取者），准枉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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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因使受送馈条：“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馈，及乞取者，与监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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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贷所监临财物条：“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87]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若贾买有剩利者（官人于所部卖物及买物，计时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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