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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30 六、五代（90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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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32 唐朝末年，司法的制度虽然中衰，但是无害于“律疏”本身的完美，它确实是称得起“捐彼凝脂，敦兹简要，网罗训诰，研核丘坟，实三典之隐括，信百代之准绳”。[96]无怪乎唐亡之后，天下五易其主，而一代一代的差不多全都是捧着唐律作为他们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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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34 （一）梁（90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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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36 梁太祖（朱温）称帝之后，曾经修改过唐朝的法律，和焚毁过唐朝的法书。旧五代史刑法志载，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御史台奏“本唐朝法书，自朱温僭逆，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今见在三司收贮刑书，并且伪廷删改者。兼伪廷先下诸道，进取本朝法书焚毁”云云，可见一斑。又载高祖开平三年（909），诏李燕萧顷等删定律令格式，四年（910）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上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见五代会要（卷九）。宋史艺文志有梁令三十卷，梁式二十卷，梁格十卷，而不言律及律疏。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后梁所用的“律”和“律疏”，根本就有唐朝遗下来的原本，所以不予以重复的记载。前所云删改事条，当时大概皆以格敕行之，而不一定要对律和律疏，加以删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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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38 （二）唐（92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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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40 后唐（李存勖）本来自认为是唐朝的中兴，所以称帝不久［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就敕定州节度使，所库藏的唐朝格式律令二百八十六卷，写副本进上。三年（925）二月，刑部尚书卢质[97]纂进“同光刑律统类一十三卷”，这大概是唐律以外，一种适应当时需要的编纂。明宗天成元年（926），御史大夫李琪奏请“废伪梁之新格，行‘本’朝之‘旧’章”。同年，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又奏，“开元朝与开成，隔越七帝，年代既深，法制多异。若将两朝格文并行，伏虑重叠舛误。开元格（737）多定条流公事，开成（838）关于刑狱，今欲且使开成格”（见五代会要）。明宗长兴四年（933）龙敏张鹏等又奉敕详定“大中刑法统类”[98]，所指大概就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刘琢等编修的“大中刑法统类”。[99]凡此种种，都可见后唐一代，是完全继续承用唐朝的律令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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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42 （三）晋（936—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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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44 后晋石敬瑭之承用唐律，有两个明证。五代会要（卷九）说：“天福三年（938，高祖），中书门下奏，伏睹天福元年（936）十一月敕，唐明宗（926—933在位）朝，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此其一。五代史刑法志，开运三年（946，出帝）十一月，左拾遗窦俨疏：“臣伏睹名例律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云云，所引用的，正是唐律疏的文字，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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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46 （四）汉（94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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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48 后汉（刘知远）的天下，前后不到四年（947—950在位），始终没有脱离军事时期。史书上没有修订律令一类的记载，大概是因为当时也没有这一类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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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50 （五）周（95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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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52 后周（郭威，951—959）在制法上，比较前四代都有贡献。五代史刑法志说，世宗（柴荣）显德四年（957），中书门下奏：“今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100]，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后唐以来至汉末编三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检阅者或有疑误……方属盛明之运，宜申画一之规”，于是命张湜，剧可元等编集刑书，五年（958）七月奏上，“其所编集者，用律为正。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意；义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与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朱字训释。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凡二十一卷。目之为《大周刑统》，欲请颁布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格，编敕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可见后周时，唐朝的“律疏”和“令”和“式”，依旧的有效，另外则有一部“刑统”。而刑统也是以唐律的律文为主，不过对于疏文，则有增有减，另外则把一切格敕禁令常科，凡是有关的，一一编纂在一起，完成了一次大清理。只有这四种法书——唐律疏，唐令，唐式，大周刑统——有效，此外则一切过去的格敕等等，一律不得引用。这个办法，不但是后来宋朝以“唐律”、“刑统”并用的先河，也间接的开启了明清两代把“律”和“例”混合编纂的办法。这一个研究到历代法令名称及编纂的问题，当于下面（附录）另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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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54 七、宋（960—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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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56 （一）宋用唐律，“刑统”及“编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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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58 宋朝三百年间（960—1279），施用的成文法律，凡有三种。一是唐朝的律令格式，一是“刑统”，一是历代的“编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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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60 宋之沿用唐律，明载于《宋史·刑法志》：“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王应麟玉海（卷六十六）载，（仁宗）天圣四年（1026），孙奭言，“诸科唯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举人难得真本习读。诏杨安国赵希言等校勘，至七年（1029）十二月毕，镂板颁行。”所说的律，就是唐律，疏就是律疏。玉海又说，“孙奭言，准诏校定律文及疏。律疏与刑统不同。本疏因律生文，刑统参用后敕。虽尽引疏义，颇有增损。今校为定本，须依元疏为正。其刑统衍文者省，阙文者益。以遵用旧典，与刑统兼行。”可见宋朝施用的唐律，不但是包含在刑统内的律，而是真正唐律疏的原本。天圣以前，在理论是如此，天圣以后，经过孙奭的订正，把律疏原来的面目全部恢复，事实上也是如此了。宋史职官志也说：“凡断狱本于律。律所不该，以敕令格式定之。”事实原很明白。而有人说唐律在宋朝，实际上已不再使用，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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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62 关于“刑统”的编制，玉海（卷六十六）说：“国初用唐律令格式外，有后唐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天福编敕，周广顺类敕，显德刑统，皆参用焉。”、“（太祖）建隆三年（962），明法张自牧上封事，驳刑统不便者凡五条。诏下有司参议。”、“四年（963），工部尚书窦仪言，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乃命仪与苏晓等同撰集。凡削出令式宣敕一百九条，增入制敕十五条，又录律内‘余条准此’者凡四十四条，附于名例之次。并目录成三十卷。”（原注：刑统凡三十一卷，二百十三门，律十二篇，五百二条，并疏令格式敕条一百七十三，起请条三十二[101]）太宗端拱二年（989），诏赐宰臣刑统各一部，诏中外臣僚，常读律书。（仁宗）天圣七年（1029），孙奭奉诏校定刑统。[102]玉海（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令国子监重镂绍兴二年（1143），颁行的“申明刑统”三卷（系开宝元符年间“申明订正”刑统的，凡九十二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称赞庆元条法事类之便于检阅引用，而叹其“惜乎不并及刑统”，皆间接的证明了刑统在有宋一代，是始终施行的。所以沈家本说，“刑统为有宋一代之法制，其后虽有编敕之时多，而终以刑统为本,”[103]这个说法是不错的。近来有人说，刑统在宋朝并不重要，这显然是和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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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64 宋朝“编敕”的习惯，是摹仿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及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的编敕。[104]（太祖）建隆二年（961）十月，初定编敕二十卷。四年（963），窦仪等奏上编敕四卷，与刑统并颁天下。[105]太宗朝有太平兴国三年（978）编敕十五卷，淳化三年（991）编敕二十五卷；真宗朝有咸平元年（998）编敕十二卷，是一次比较大的清理，“当时便其简易”，后来又有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敕三十卷。仁宗朝有天圣七年（1029）编敕，“并诏下诸路阅视，听言其未便者；既而又诏：须一年无改易，然后镂板。至明道元年（1032）乃颁焉”（通考）。继之又有庆历七年（1047）编敕十二卷，嘉祐三年（1058）编敕十二卷；神宗朝初有熙宁（1068？）编敕二十六卷。后来他坦白地说出：“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106]他又下了一个定义，他说：“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于是自名例至断狱十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107]从此“敕令格式”，遂代替了以前“编敕”的名称。神宗元丰七年（1084），哲宗元祐元年（1086），徽宗政和六年（1112），南渡以后，高宗绍兴元年（1131）[108]，孝宗乾道八年（1172）淳熙四年（1177）宁宗庆元四年（1198）理宗淳祐二年（1242），都有“敕令格式”的修编。淳祐十一年（1251），作第二次修编，是四百三十卷，这是宋朝最后的一次。度宗（1266）以后，遵而用之，无所更改矣。[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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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66 （二）宋代多明法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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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68 宋朝一代的法治，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历任的帝王，大多数都知道以爱民为心，而不失其祖宗以忠厚为本的遗意。并且出了好几位对于法律很在行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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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70 开国的太祖（赵匡胤）（960—975），最知道注意刑辟，而哀矜无辜，他常常亲录囚徒，专事钦恤。每年申敕官吏，检视囚狱，对于御史，大理的官属，选择的尤十分谨慎。太宗（匡义）（976—997）在这一方面，丝毫不让他的老兄。他也是喜欢自己平断狱讼，凡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他都亲录系囚，多所原减。他尝说过“朕恨不能亲决四方冤狱”；又说，“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虑有滞冤”；又说，“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上达矣”。在雍熙元年（984）的王元吉案，端拱年间（988）的段重海案中，他都表现出来非常高明的断案的本事。仁宗（祯）（1023—1063）用刑，也是非常谨慎。刑部尝荐详覆官。帝记其姓名，曰，“是尝失入人罪，不得迁官者，乌可任法吏！”举者皆罚金。听断皆以忠厚为主，于赏罚无所私，尤不以贵近废法。他更善于接受言官的忠告。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谏官王质言：“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诏可。近臣间有干请，辄为言官所斥。谏官陈升之尝言：“有司断狱，或事连权幸，多以中旨择之。请有缘中旨得释者，劾其干请之罪，以违制论”；诏许之。这都是很了不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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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72 南渡后的高宗（构）（1127—1162），性情仁柔，用法宽厚。罪有过贷，而未有过杀。大理官属，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为之，而对待贪吏则非常严厉。孝宗（玮）（1163—1189）更是一位明君，究心庶狱，每岁临轩虑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批阅，然后决遣；法司更定律令，必亲为订正之。承相赵雄上“淳熙条法事类”，帝读至收骡马舟船契书税，曰，“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议”。户令：“户绝之家，许给其家三千贯，及二万贯者取旨。”帝曰：“其家不幸而绝，及二万贯乃取之，是有心利其财也。”又捕亡律，“公人不获盗者罚金”。帝曰，“罚金而不加之罪，是使之受财纵盗也”。又监司知州无额上供者赏。帝曰：“上供既无额，是白取于民也。可赏以诱之乎？”并令削去之，其明审如此。他用刑未尝以私法，对于狱禁淹延，也多所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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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74 宋朝皇帝中之破坏法律的，应当首推文采风流的徽宗（佶）（1101—1125）。他外事耳目之玩，内穷声色之欲，征发亡度，号令靡常。于是蔡京王黼之属，得以诬上行私，变乱法制。崇宁五年（1106）诏曰：“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自今应有特旨处分，间有利害，明具论奏，虚心以听。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明年，诏：“凡御笔断罪，不许诣尚书省陈诉，如违，并以违御笔论。”又定令：“凡应承受御笔官府，稽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论。”由是吏因缘为奸，用法巧文寖深，无复祖宗忠厚之志，穷极奢侈，以竭民力，而自速祸机。其次则宁宗（扩）（1195—1224）时，刑狱滋滥，天下病之。理宗（昀）（1225—1264）起自民间，具知刑狱之弊。初即位，即诏天下恤刑；又亲制“审刑铭”，以警有位；每岁大暑，必临轩虑囚。可是他用刑虽厚，而天下之狱，不胜其酷。每岁冬夏，诏提刑至各郡决囚，提刑惮行，悉委倅贰，倅贰不行，复委幕属。所委之人，类皆肆行威福，以要馈遗。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欲所黥，则令其入当黥之由，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呼唱吏卒，严限日时，监勒招承，催促结款。而又擅置狱具，非法残民。甚至户婚词讼，亦皆收禁。有饮食不充，饥饿而死者，惧其发觉，先以病申，名曰“监医”，实则已死；名曰“病死”，实则杀之。至度宗（禥）（1265—1274）时，虽累诏切责而禁止之，终莫能胜，而国亡矣。[110]大概这个时候，朝廷已经失掉了实际上的一切控制力，一道一道的命令，再也不能发生任何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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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76 狱讼之淹迟，一向是治世之大患。宋朝对此也曾一再注意。太宗于太平兴国六年（918）下诏:“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佐证，滋蔓踰年而狱未具。自今长吏每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复制：“听狱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决者，毋过三日。”后又定令：“决狱违限，准‘官书稽程律’论，踰四十日则奏裁。事须证逮致稽缓者，所在以其事闻。”淳化初（990—），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状，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州县稽留不决，按谳不实，长吏则劾奏，佐史小吏许便宜按劾从事。凡大理寺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审刑院详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仁宗明道二年（1033）令，凡上具狱，大理寺详断，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减十日，审刑院详议，又各减半。其不待期满而断者，谓之急按。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议刑有失，则皆坐之。哲宗元祐二年（1087），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断谳奏狱，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为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台察及刑部举劾约法状并十日，三省权密院再送各减半，有故量展，不得过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三之一。台察及刑部并三十日。每十日，断用七日，议用三日。孝宗时，为州县狱禁淹延，乾道八年（1172）诏，“徒以上罪，入禁三月者，提刑司类申刑部，置籍立限以督之”。其后又诏中书置禁奏取会籍，大臣按阅，以察刑事稽违，与夫不应问难而问难，不应会而会者。而到理宗时（1259？），监察御史程元凤上奏：“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牍，既下刑部；迟延岁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详，亦复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动涉岁月。省房又未遽为呈拟，亦有呈拟而疏驳者。疏驳岁月，又复如前。展转迟回，有一二年未报下者。可疑可矜，法当奏谳，矜而全之，乃反迟回。有矜贷之报下，而其人已毙于狱者；有犯者获贷，而干连病死不一者。岂不重可念哉。请自今诸路奏谳，即以所发月日申御史台，从台臣究省部法司之慢。”从之，而所司延滞，寻复如旧。[111]可见狱讼之快决速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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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0478 （三）宋代两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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