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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面这些例子，全都是把些实在的案子，在判决的主文上加上一个“诸”字，就算作抽象的法律条文，这实在是以制法开玩笑，并不只是立法技术的幼稚而已。元朝的笞杖制度，自世祖起，把以前的十下，一律改为七下，说是“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131]，仿佛是意存宽厚，但是实际定刑，却把原来杖五十的改作杖五十七，原来杖一百的改作一百七，事实上这不是减了三下，而反是加了七下。又如“诸妻以残酷殴死其妾者，杖一百七，去衣受刑”（杀伤），“诸娼女斗伤良人，辜限之外死者，杖九十七，单衣受刑”（斗殴）；仿佛上面的是使之羞耻，下面的是认其原无羞耻。这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还有些条文，如“诸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夫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户婚）；“诸弃妻改嫁，后夫亡，复纳以为妻者，离”（户婚）；都使人难以猜度其用意所在。不过元律中也有少数良好的规定，如户婚，“诸男女议婚，有以指腹割衿为定者禁之”；禁令，“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诸毁伤体肤以行丐于市者，禁之”，如此之类，也就算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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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元人之种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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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元人以武功立国，骋驰欧亚，席卷天下，因之有极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尤其看不起文弱的汉人，哪里谈得上接受汉化？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诏杀人者死，依蒙古人例，犯者没一女入仇家，无女者征银四锭。这乃是以夷变夏，不但不能比金人之以夏变夷，连治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的辽人都不如。并且蒙古汉人间，种族界限，非常清楚：蒙古人居官犯法，都要选蒙古官来断之，行杖时亦然。蒙古人相犯有罪，大半都是从本“奥鲁”归断。元朝种族的阶级，有四种之多，最高阶级的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人，成吉思汗平定西域时所收各种族皆属之。第三是“汉人”，这是灭金时新得的臣属：包括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等八种人（真的汉人反不在内）。第四是灭宋后所臣服的“南人”。汉人南人，虽可登仕板，但是皆不得作“正印官”。[132]至元二年（1265），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尔噶齐，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南人不得预选，南人之被歧视如此。元朝又把人民的职业分作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133]儒不如娼，而农不如丐。这样子的用心糟跶中国人，八十多年（1280—1368），天下就被推翻，还应该说是太慢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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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明（1368—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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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之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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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深知道法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又亲眼看见元朝条格的支离破碎，“使吏得为奸，民不得治”，所以在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平定武昌之后，就已经议定律令，令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总其事。李上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从之。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命大理卿周植等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洪武元年（1368），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六年（1373）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里面说：“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134]，续律百二十八条[135]，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二十二年（1389），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至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这时中央的官制，早已经废除中书，政归六部，于是更定大明律，亦以六曹分类，而一千年来古律的面目，至此一变。这部新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其篇目条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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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律一卷 四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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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律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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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十五条 公式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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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律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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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役十五条 田宅十一条 婚姻十八条 仓库二十四条 课程十九条钱 债三条 市廛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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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律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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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六条 仪制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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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律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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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卫十九条 军政二十条 关津七条 厩牧十一条 邮驿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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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律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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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盗二十八条 人命二十条 斗殴二十二条 骂詈八条 诉讼十二条 受赃十一条 诈伪十二条 犯奸十条 杂犯十一条 捕亡八条 断狱二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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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律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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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九条 河防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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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太孙先请更定了五条，后请更定了七十三条，自此遂成定本，这就是施行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几年的大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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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孝宗（祐樘）弘治五年（1492），这时离开定律的时候，已经一百多年，鸿胪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刑部尚书彭韶等议曰：“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情无穷，故有情轻罪重，亦有情重罪轻：往往取自上裁，斟酌损益，著为事例。盖此例行于在京法司者多，而行于在外者少，故在外问刑，多至轻重失宜。宜选属官，汇卒前后奏准事例，分类编集，会官裁定成编，通行内外，与《大明律》并用。应事例有定，情罪无遗。”[136]从之，十三年（1500）二月，三法司奉诏看详历年“问刑条例”，定经久可行者，条具奏请。帝以狱事至重，下诸司大臣同议之，议上二百九十七条，帝谪其中六条，命复议已，乃布行，这是“例”的第一次的编纂，也是律例并行的正式开始。世宗（厚熜）嘉靖二十八年（1549）顾应祥等议定，增至二百四十九条[137]，三十四年（1555），何鳌又增入九条。[138]神宗（翊钧）万历十三年（1585），刑部尚书舒化等奉命重加酌议，他在“重修问刑条例疏”中说：“法因事变，情以世殊，其中（指问刑条例）或有举其一而未尽其详，亦有宜于前而不宜于后。事本一类，乃分载于各条，罪本同科，或变文以异断。至若繁词冗义，未尽芟除，甲是乙非，未经画一。盖立例以辅律，贵依律以定例。律有重而难行，故例常从轻，不无过轻而失之纵；律有轻而易犯，故例常从重，不无过重而近于苛。如此之类……据文既有可訾，于律不无相碍。今臣等所议，必求经久可行，明白易晓，校勘多年，粗有端绪……除各例妥当相应照旧者，共一百九十一条，其应删应并应增改者共一百九十一条。乞容臣等仍将大明律逐款开列于前，各例附列于后，刊刻成书，颁布问刑衙门，永永遵守。”[139]这是《问刑条例》的一次大清理。[140]而且《问刑条例》，以前只是单本刊行，自此才纂为一书，正式刊附律文之后。虽然另外也还有单行本，恐怕就不如律例合刊本的通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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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明朝“律”外之“例”，特别发达的缘因，甚为明显。因为明律是太祖亲手制定的法典，自认为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是他一生得意之作。后来子孙焉敢妄议？洪武二十五年（1392），刑部言：“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说：“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二十八年（1395）六月，他御奉天门昭谕群臣：“后嗣止循‘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九月，颁《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141]成祖（棣）（1404—1424）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宪宗（见深）成化元年（1465），也令有司谳囚，一依正律。这样的更成了一代家法，所以历代相承，对于律文，并不敢稍议更改。但是“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乃是一个无情的事实，“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繁而弊愈无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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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明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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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自唐以后，五代及宋，以至辽金，全部是以唐律为宗。惟有元律以夷变夏，不肯受唐律的范围。然其支离破碎，终亦不能自成系统。明律最初完全规仿唐律，即篇目亦一无更改。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更定，把六百零六条条文，减为四百六十条，又改以六部分篇，而唐律原来的面目，至此为之一变。虽然如此，明律中主要的制度和基本思想，仍然丝毫脱离不了唐律的范围。不过明朝人喜欢自作聪明，在因袭唐律时，往往故为同异，因而率意更张，常常不免弄巧成拙。后来有人批评明律，说明律之更改唐律，常是轻其所轻，而重其所重，结果轻罪愈轻则易犯，重罪愈重则多冤。[142]我们没有唐明两朝狱讼的正确统计，更缺乏两朝教育和经济的比较材料，对此论断，无从加以批评。但是我们若把唐明律拿在一起，一条一条的，相互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明律不如唐律的地方，实在不少。清末薛允升先生（云阶）著有《唐明律合编》，沈家本先生（子惇）著有《明律目笺》，虽然都是在借明律来批评——沿袭明律的——清律，但是明律不如唐律的地方，自此都一一的被明白的指点出来。现在姑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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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律，毁大祀神御之物者，以盗论（杂律，弃毁神御之物条），盗大祀神御之物者，流二千五百里（贼盗，大祀神御物条）。明律，毁神御物，改为徒二年，而盗神御物，则改为斩罪（礼律祭祀，毁大祀丘坛条）。同样两罪，一则减轻，一则加重，而相去悬殊如此。[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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