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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研究中国固有的法律制度，两三千年的历史，从何处说起？但是这里我们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就唐朝的法律制度加以研究。我们有两个理由要这样做：一、唐律是最能代表中国法律制度的；二、唐律是过去许多朝代中最好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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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比较成了一个系统，有了一部成文法典，应当首推战国时李悝所制的《法经》六篇（约400B.C.）。后来商鞅传之至秦（359B.C.），改“法”为“律”，是为秦律。萧何相汉，加上三篇，为“九章之律”，是为汉律（201B.C.）。后来经过魏律（约227），晋律（268），北魏律（481？），北齐律（564），隋律（583），传之至唐，一脉相传的，都是这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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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到了唐代，发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以后就再没有多大的变化。五代及宋，完全是承用唐律。元朝时只有极少的更改。明律（1397）的内容，十之七八，全是唐律，清律（1646）更是因袭明律。唐朝以后的法律，条目间有增损，刑名偶有轻重，但其整个系统精神，基本观念，实在从来没有离开过唐律的轨道一步，所以中国过去的法律制度，唐律是最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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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的法典，现在还存在的，应当推唐律为最古。宋朝承用唐律，自己未制律。元律支离琐碎，不成系统。明律严刑峻法，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结果是轻罪愈轻而易犯，重罪愈重而多冤。清律是步趋明律的。清末薛允升云阶先生著有《唐明律合编》，沈家本子惇先生著有《明律目笺》，都是一条一条的对照，明白地指出明（清）律不如唐律的地方。后来有人说，三代之后，管理之法式，未有逾于唐律者[2]，或者说，古今之律得其中者，唯有唐律。[3]所以说，唐律是过去许多朝代中最好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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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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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618—626）命裴寂等以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于武德七年（624）奏上，是为武德律。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更加厘改，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637？），是为贞观律。高宗永徽二年（651），长孙无忌、李勣等奏上新撰律十二卷，是为永徽律。三年（652）五月，以“律学未有定疏”，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于是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十九人，撰“律疏”三十卷奏上，四年（653）十月，颁于天下，计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十二篇，共三十卷。后人以疏文皆以“议曰”二字开始，误称之为《唐律疏议》。[4]现传的律疏，其文字中之地名官号及城门名称，曾经各依照着开元（713—741）年间的制度窜改（Interpolation），以致有人认为此乃《开元律》，而非《永徽律》。实则这个说法，既缺乏充分的理，也没有重要的意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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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中的礼教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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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所代表的中国法律思想及制度，其第一个特点，即两汉以来整个控制中国政治思想的礼教法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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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礼教的法律观，即是认为法律的作用，在辅助礼教之不足。唐律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就是本于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说法。而法律之所以为“法”（人民之所以应当遵守的），也就是因为它是礼教的保障，法之所禁，必是礼之所不容，礼之所许，也一定是法之所不禁。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后汉书·陈宠传》），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法律观，和春秋战国时法家所主张的以“法者天下之至道”（管子），或“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慎子）者，自然大相径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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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礼教的法律观念，表现在制度方面的，有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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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律中有许多罪名，专门是为保障礼教规律而设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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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大祀不预申期条：“诸大祀（天地宗庙神州等为大祀），入散斋（斋官画理事如故，夜宿于正寝），不宿正寝者，一宿笞五十（无正寝者，于余斋房内宿者亦无罪，皆不得预秽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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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婚，居父母丧生子条：“诸居父母丧生子者（谓在二十七月内而妊娠生子者），徒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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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婚，父母囚禁嫁娶条：“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若祖父母父母犯当死罪，嫁娶者徒一年半，流罪徒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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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疏”解释律文，常常从礼经中取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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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十恶条：“四曰恶逆”……“问……夫，据礼有等数不同，具为分析？答曰：夫者，据礼有三月庙见，有未庙见，或就婚等，三种之夫，并同夫法……其有尅吉日及定婚夫等，难不得违约改嫁，自余相犯，并同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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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十恶条：“七曰不孝：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疏：“依礼，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而问故。父母之丧，创钜尤切……今事匿不举哀，或捡择时日者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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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婚，许嫁女报婚书条：“诸许嫁女，已报婚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疏：“婚礼先以娉财为信，故礼云，娉则为妻，虽无许婚之言，但受娉财亦是。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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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教规则，可以补充法律之不足，而被拿来作条文来应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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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匿父母夫丧条，疏：“问居期丧作乐……，律条无文，合得何罪？答曰：礼云，大功将至辟琴瑟……身服期功，心忘宁戚，……须加惩戒。律虽无文，不合无罪。从‘不应为’之坐，期丧从重杖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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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老小废疾条，疏：“问殴已父母不伤，若为科断？答曰：其殴父母，虽小及疾可矜，敢殴者仍为恶逆，或愚痴而犯，或情恶故为，于律虽得无论，准礼仍为不孝，老小重疾，上请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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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重要的，法律条文的引用及解释，可以不受严格的形式主义的拘束。唐律中本来已经有内容很富弹性的一项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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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不应得为条：“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疏：“临时处断，量情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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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外还有“轻重相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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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断罪无正条：“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疏：“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此举重明轻之类。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皆斩，无已杀已伤之文。如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而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是举轻明重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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