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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礼教的法律观，即是认为法律的作用，在辅助礼教之不足。唐律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就是本于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说法。而法律之所以为“法”（人民之所以应当遵守的），也就是因为它是礼教的保障，法之所禁，必是礼之所不容，礼之所许，也一定是法之所不禁。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后汉书·陈宠传》），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法律观，和春秋战国时法家所主张的以“法者天下之至道”（管子），或“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慎子）者，自然大相径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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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礼教的法律观念，表现在制度方面的，有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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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律中有许多罪名，专门是为保障礼教规律而设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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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大祀不预申期条：“诸大祀（天地宗庙神州等为大祀），入散斋（斋官画理事如故，夜宿于正寝），不宿正寝者，一宿笞五十（无正寝者，于余斋房内宿者亦无罪，皆不得预秽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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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婚，居父母丧生子条：“诸居父母丧生子者（谓在二十七月内而妊娠生子者），徒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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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婚，父母囚禁嫁娶条：“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若祖父母父母犯当死罪，嫁娶者徒一年半，流罪徒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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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疏”解释律文，常常从礼经中取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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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十恶条：“四曰恶逆”……“问……夫，据礼有等数不同，具为分析？答曰：夫者，据礼有三月庙见，有未庙见，或就婚等，三种之夫，并同夫法……其有尅吉日及定婚夫等，难不得违约改嫁，自余相犯，并同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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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十恶条：“七曰不孝：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疏：“依礼，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而问故。父母之丧，创钜尤切……今事匿不举哀，或捡择时日者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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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婚，许嫁女报婚书条：“诸许嫁女，已报婚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疏：“婚礼先以娉财为信，故礼云，娉则为妻，虽无许婚之言，但受娉财亦是。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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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教规则，可以补充法律之不足，而被拿来作条文来应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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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制，匿父母夫丧条，疏：“问居期丧作乐……，律条无文，合得何罪？答曰：礼云，大功将至辟琴瑟……身服期功，心忘宁戚，……须加惩戒。律虽无文，不合无罪。从‘不应为’之坐，期丧从重杖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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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老小废疾条，疏：“问殴已父母不伤，若为科断？答曰：其殴父母，虽小及疾可矜，敢殴者仍为恶逆，或愚痴而犯，或情恶故为，于律虽得无论，准礼仍为不孝，老小重疾，上请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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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重要的，法律条文的引用及解释，可以不受严格的形式主义的拘束。唐律中本来已经有内容很富弹性的一项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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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不应得为条：“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疏：“临时处断，量情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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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外还有“轻重相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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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断罪无正条：“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疏：“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此举重明轻之类。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皆斩，无已杀已伤之文。如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而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是举轻明重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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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有以多数条文，“比附论罪”之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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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讼，告缌麻卑幼条，疏：“问女君于妾，依礼无服，其有诬告，得减罪以否？答曰：律云，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若妻殴伤杀妾，与夫殴伤杀妻同。[6]又条，诬告期亲卑幼，减所诬罪二等。[7]其妻虽非卑幼，义与亲卑幼同。[8]夫若诬告妻，须减所诬罪二等。[9]妻诬告妾，亦与夫告妻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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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内容空泛的条文，和这样弹性的解释和引用的方法，再加上有特别案情，可以随时“上议请裁”、“廷讯”、“御审”等，法律学家自然不会发觉有“法律空隙”（Rechtsuecken）的问题，社会上更不会感觉到司法制度有什么不敷应用的地方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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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中的伦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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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礼教，是建立于“五伦”之上的，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在法律方面上，全受双方相对身份之支配。大体言之，可分以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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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主的特别人格：唐律五百零一条中，刑名最重的，莫过于谋反（谋害国君）：犯者不分首从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贼盗，谋反大逆条）。事涉皇帝而致死罪者，几乎有二十条。（例如阑入上合内者绞，阑入殿内者绞，越殿垣者绞，非宿卫人冒名入殿内者绞，不承敕擅开宫殿门者绞，夜持杖入殿门者绞，宿卫人于御在所误拔刀子者绞，射箭至队仗内者绞，合和御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绞，造御膳犯食禁者主食绞，造御幸舟船不牢固者工匠绞，监当主司误将杂药至御所者绞，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绞，谋反大逆者斩，盗御宝者绞，伪造皇帝八宝者斩，伪写宫殿门符者绞，诈为制书及增减者绞。）所以有人说，唐律之为后代君主所喜者，就是以其特别尊重皇帝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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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若我们细读唐律，可以发现君主在唐律中有时是代表国家，有时是代表个人。例如“十恶”的次序，“谋反”（谋犯国君）和“大逆”（毁宗庙山陵），在最前面，而“大不敬”（乘舆服御物，指斥乘舆，对捍制无人臣理），则在“恶逆”（谋杀杀祖父母父母）“不道”（杀一家非罪三人，支解人）之后，可见前者是国家为主，后者以皇帝个人为主。职制律中，“署置过限”、“贡举非其人”、“刺吏县令私自出境”之罪在先，而“和合御药不如本方”、“造御舟船不牢固”之罪在后，可见服务国家之事，重于侍奉皇帝之事。斗讼律：殴皇家袒免亲，若亦为已之所亲，则各准尊卑服数为罪，不在皇亲加例。可见私人亲属关系，重过皇亲与平民间的关系。所以“君主为国家象征”这个意识，在中国过去的国家论中，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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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吏的特殊地位：唐律判刑，居官者和平民不同，凡是九品以上之官，只要所犯的不是五流（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会赦犹流）和死罪[12]，都可以去官抵罪，谓之“官当”：私罪，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公罪各加一年当。流罪比徒四年。其以官当徒者，罪轻不尽其官，留官收赎，官少不尽其罪，余罪收赎（名例，以官当徒条，及以官当徒不尽条）。七品以上之官，流罪以下，皆减一等，谓之“减罪”（名例减章）。五品以上之官，犯非恶逆，虽坐绞斩，亦听自尽于家（断狱，断罪应绞而斩条）。居官者虽是犯了五流而配流如法，也还是可以免居作之役（名例，赎章）。就是说，居官的犯了罪，纵是处死刑成配流，也还是不服劳役，不受拷打，而被保全他一种光荣的身份。[13]至于他们的舍宅，车服，器物甚至祖先的坟茔石兽之类，都有一定制造的规定，来显著（Conspicously）的表示他们的品级身份（杂律，舍宅车服器物条）。唐律对于官吏在社会上的地位，确实是予以十分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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