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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施机枪作坑井条：“深山迥泽，及有猛兽犯暴之处，施机枪作坑井者，仍立标帜，不立者笞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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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盗，山野物已加功力条：“诸山野之物（谓草木药石之类），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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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卖买不和较固条：“诸卖买不和而较固取者较谓专略其利，固谓障固其市，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若参市（谓负贩之徒，共相表裹，参合贵贱，惑乱外人），而规自入者，杖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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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器用绢布行滥条：“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行滥谓器用之物不牢不真，短狭谓绢匹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满五十尺，幅阔不充一尺八寸之属）而卖者，各杖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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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私作斛斗秤度条：“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而在市执用者，笞五十。因有增减者，计所增减准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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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校斛斗秤度条疏：“校斛斗秤度，每年八月，诣太府寺平校，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官校，并印署，然后听用。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一斗，十斗为斛。秤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一两，十六两为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一尺，十尺为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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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盗，盗毁天尊佛像条：“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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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盗，发冢条：“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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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国忌作乐条：“诸国忌日废务日作乐者，杖一百，私忌减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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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律，得宿藏物条：“得古器（谓得古器钟鼎之类）形制异（形制异于常者），而不送官者准所得之器，坐赃论减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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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禁，私度关条：“诸私度关者（无公文），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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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禁，不应度关条：“诸不应度关而给‘过所’（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不合辙给过所），若冒名请‘过所’而度者，各徒一年，即以‘过所’与人，及受而度者，亦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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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二十几条条文，只是一些有代表性的选择，已可看出户籍警察、交通警察、营建警察、水利警察、卫生警察、山林警察、经济警察、宗教警察、古物警察、边界警察这些观念，在当时不但存在，并且是很发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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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中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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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司法制度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点之一，即法官对于其断案之曲直，负有绝对之责任。唐律中，无罪之人被罪判，谓之“入罪”，有罪之人被放纵，谓之“出罪”。其处罚的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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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诸官司入人罪者（或虚立证据，或忘构异端，指法用情，锻炼成罪），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谓增减情状之徒，足以动事之类从重出轻），各如之。即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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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法官裁判，故意违法的，皆随其所判得罪；就是以过失而误判的，也要减等论罪，而不能诿谢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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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各级裁判机关之管辖权，则“徒断于州，杖断于县”，是一般地方上的管辖范围。“徒刑以上归大理，其下由京师法曹参军事与诸司断之”，是京城里的管辖范围。“县申州，州申省刑部”是一般“覆审”的程序。凡鞫大狱，特召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大理卿同案之，谓之“三司使”，是一种特别法庭。邀车驾，挝登闻鼓，上议请裁[18]，廷讯御审，是一种非常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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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狱，应言上而不言条疏：“杖罪以上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断徒，申省覆审。大理寺及诸州断流以上，皆连写状申省。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即封案送。若驾行幸，即准诸州例，案覆理尽申奏。”断狱，死囚覆奏报决条疏：“死罪囚，奏画已讫，应行刑者，皆三覆奏讫，然始下决，即奏讫报下应行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这就是说，杖罪以下断于县，一审即可执行。徒以上罪断于州，必定要经过一次的“复审”。流以上罪，必须经过“申奏”，而死罪必须“复奏”三次，批准之后，再经过三天才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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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刑狱之制，非常薄罚而慎杀。累犯笞杖，决之不得过二百，累犯流刑，流不过三千里。累犯流徒，役不过四年（名例，犯罪已发条）。死刑不出绞斩，废除了过去种种惨酷不人道的暴刑（名例，死二条）。缘坐入死限于父子，再无合门诛族之事（贼盗，谋反大逆条），而其笞杖的粗细长短，有一定的限制。[19]背、腿、臀分受，有明白的说明。[20]捶人而滥施大杖，徒流应送配所而稽留不送者，都有严格的制裁（断狱，监临以杖捶人条，徒流送配稽留条）。而且秋分以前，立春以后，正月五月九月（断屠月），一日，八日，十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禁杀日亦称十直日），皆不得决死刑。一年之中，能杀人的，前后算起来还不到八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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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于狱讼之淹迟不决，也想过控制的办法，一般的规定：职制，稽缓制书条：“依令，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徒以上狱案，辨定须断者三十日程。其通判及勾，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日程，经四人以上，给二日程，大事各加一日程，若有机速，不在此例。”后来宪宗元和四年（八〇九），敕“刑部大理，决断罪囚，过为淹迟，是长奸幸。自今以后，大理寺检断，不得过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过十日。如刑部覆有异同，寺司重加不得过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过七日。如有牒外州府节目，及于京城内勘，本推即日以报牒到后计日数。被勘司却报，不得过五日。仍令刑部具造牒及报牒月日，牒报都省及分察使，各准敕文勾举纠访。”穆宗长庆元年（八二一），牛僧孺奏：“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状所犯十人以上，所断罪二十件以上为大。所犯六人以上，所断罪十件以上为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断罪十件以下为小。其或所抵罪状并所结刑名并同者，则虽人数甚多，亦同一人之例，违者罪有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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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制徒以上罪，不断于县而断于州府者，因为州府都设有专门司法幕僚：州有“司户参军事”及“司法参军事”，上中州各二人，下州各一人；府有“户曹参军事”及“法曹参军事”，上中府二人，下府一人。户曹及司户参军，“掌判断人之诉竞，凡男女婚姻之合，必辨其族姓，以举其违；凡井田利害之宜，必止其争讼，以从其顺。”法曹及司法参军，“掌律令格式，鞫狱定刑，督捕盗贼，纠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伪，而制其文法”（唐六典卷三十）。可见当时民事和刑事，不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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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于司法人才的选拔，也很注重。当时每岁的贡举，都有“明法”一科。考试的项目，是试律令各十帖，试策共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自七以下为不第（通与卷十五）。此起“明经”、“秀才”各科，都有甲乙丙丁四第者，可说是选拔的标准，更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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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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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是唐朝法律制度的大概。至于实际上执行的情形，是否和制度的理想，能相去不远，这就要看整个的政治情形为断。大体说来，太宗（627—649）代宗（762—769）宪宗（806—824），都是宽仁恩恕之君，这时候的司法情形，都是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道的。武后（684—705）最称滥刑，天下之人，为之侧足。玄宗（712—756）初尚宽仁，晚年屡兴大狱。懿宗（860—873）以后，无可称述者矣。[22]沈家本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外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实筦乎宰治者之一心。为仁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则方策具在，徒虚器耳。”[23]这句话正说中了任何时，任何地，整个“法制”和“法治”的关键所在，更不限于唐律，或中国一国的法制史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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