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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夫诬告妻，减所诬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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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妻诬告妾应同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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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礼教的法律观中，人与人的关系重，所以社会为本位，而刑法为中心，而行政法官吏法次之，而可以不斤斤于条文。在权利的法律观中（罗马法系），人与物的关系重，所以个人为本位，而债权法为中心，而继承法诉讼法次之，而自然走向形式主义。详见拙著《唐律通论》，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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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虽十恶之罪，有的还是可以官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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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德国中古法中，斩是光荣的死罪，绞是不光荣的死罪，与此可以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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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坐赃之罪，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杂律》坐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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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上条“贷”指消费，本条“借”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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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赎罪、死刑，铜一百二十斤，流刑，八十至一百斤，徒刑二十至六十斤，杖刑六至十斤，笞刑一至五斤（名例，笞刑至死刑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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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失火者笞五十。于官府廨院及仓库内失火者徒二年。故烧官府廨舍及私家舍宅若财物者徒三年（杂律非时烧田野条、官府仓库失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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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狱官所疑，法官执见不同者，得为异议讲裁（断狱，疑罪条）。按法无罪依礼应罚者，可上请听裁（名例，老小废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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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杖皆节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五厘（断狱，决罚不如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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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决笞者腿、臀分受，决杖者背、腿分受，笞以下愿背、腿分受者听（同上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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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以上两敕，并见《旧唐书·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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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沈家本：《刑制总考》卷四，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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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沈家本：《刑制总考》卷四，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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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法政文集 从法制史上看东方及西方法律观念之形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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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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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和西洋民族，在法律生活上，有两点特别显著的差异：一是关于人民守法的精神，二是关于自由和人权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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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守法，凡是到西洋留过学的人，第一感觉到的，就是他们一般人民的普遍的守法的精神。这种对于公共规律和秩序的尊敬，在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在我们却实在不容易看到。中国人是不太守法的。过于守法的人，往往被认为谄媚软弱没有出息。奉公守法而不顾亲友情面的，不但不受尊敬，反而不免被人唾骂。注意私谊，厚待其亲戚邻里者，虽然大家明知其不免贪污舞弊，但大半都肯予以原谅，而使之在社会上留得一个美名。至于劫富济贫，梁山泊式的范法行为，更是广泛群众最欣赏的幻想的对象。（旧版的《诗经》，头一页常常印着一幅“五子闹学”，也只有从这一个角度上才能了解其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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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自由和权利，这在西洋都是很早就很普遍的观念，但是在中国却不甚发达。例如像美国《独立宣言》代表的那一种自由和人权的主义，实在是中国传统脑筋所一直无法想象出来的。（中国虽有十分成熟的法律思考和非常丰富的政治文献，但是同样的或类似的语句，就是少数也难以找出。）我们一向读中国古书的人，在初次接触到这类思想的文字时，看它们那样有力地描写人类的尊严，真感觉到说不出的兴奋、骄傲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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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两个现象——守法精神和权利意识——的解释，我有一个粗浅的想法，就是西洋的法律，全是人民向统治者争取得来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他们流血奋斗的结果。所以他们自由的意识强，对于法律秩序都自动的予以尊敬。中国的法律，则是统治者自己颁布的。所以人民对于它，没有自动自发的尊敬。同时中国的法律制度，是相当成熟的。在这个制度之下，人民已有了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根本用不着用激烈的手段向统治者去争取。所以中国的人民，一般说来，对于这些得来容易的东西，也就不知道像西洋人那样地以全部灵魂和心血来爱惜它，宝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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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洋法系，是导源于希腊和罗马的。希腊的法律，最早的比较具体的记载，是公元前621年（周襄王三十一年）杜累科（Draco）为雅典制定的法典。杜累科立法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是为了安抚平民对贵族的不满。因为在当时执法的官吏，大半都是贵族，他们尽力利用权势，来压迫平民。于是杜累科把当时认为通行的法律制度，编订成为法典，使之具有白纸黑字的根据，以免执法的贵族，任意歪曲破坏。所以杜累科的功劳，并不是有任何创制的贡献，而只是在“法律成文化”（Aufzeichnung）这一点上。而这一点正奠定了以后千秋万世任何法律制度的主要基础。所以杜累科的立法，虽然并不高明——杜累科法典之严酷，成了历史上的谚语：“杜累科的方式”（Draconic）即代表无情的残酷——而在历史上一直被人不忘的，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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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Solon）之为雅典立法（公元前594年），也正是在雅典贵族控制雅典，压迫平民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取消当时一切贫富之间的债务关系。同时禁止任何以个人的身体作抵押的债务行为。他另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建立了四个财产阶级，而打倒了原有土著贵族的独有的特权。对于不服法官裁判的人民，他给予他们一种上诉权。所以整个的《梭伦立法》，可以说是帮助平民抵抗统治者压迫剥削的一种努力。接着五〇三年，克莱斯蒂尼（Cleisthenes）的变法，四六二年后，伯里克里斯（Pericles）的当政，都是一步一步的提高了平民的政治权利，而终于使雅典成了一个民主政治的典型。所以法律制度和政治的发展，在雅典来说，就是民主和自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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