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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过去司法制度的特色。唐律的规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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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入人罪者（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锻炼成罪），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其出罪者，亦各如之。即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断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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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裁判官绝对负责的制度，对于现在一般人的法律观念，到现在还是印象甚深的。现在再把唐朝的司法制度及程序，简单的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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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杖罪以上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断徒，申省覆审，大理寺及诸断流以上，皆连写案状申省，即封案送，或案覆申奏。”、“死罪囚应行刑者，皆三覆奏讫，然后下决。”就是说，杖罪断于县，初审即可执行。徒以上必经覆审。经县者申州，流以上皆须申奏，死罪则三覆奏始能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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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制徒断于州，杖断于县的，因为州府都有专门司法人才。州有司户参军事和司法参军事（上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府有户曹参军事法曹参军事（上中州二人，下州一人）。户曹和司户参军“掌判断人之诉竞，凡男女婚姻之合，必辨其族姓，以举其违，凡井田利害之宜，必止其争讼，以从其顺”。法曹和司法参军“掌律令格式，鞫狱定刑，督捕盗贼，纠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伪，而制其文法。可见当时民事刑事，已经是分庭办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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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把唐时拷讯的制度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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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考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立案取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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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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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囚限满不首，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及家人亲属告者，不反拷。拷满不首，取保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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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一种疑罪（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则各依所闻，以赎论。也可以说是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而所谓疑狱，是法官执见不同议律论情，各申异见。则听其各为异议，但议不得过三。然后听上级的裁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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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首制 本人十余年来，逢人便道，现行法把我们过去的自首制取消，我不知道好处在那里。唐律中的自首条文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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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问所劾之事而别言余罪者，亦如之。即遣人代首，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其闻首告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即自首不实及不尽者，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坐之。即亡叛者虽不自首，能还归本所者亦同。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即事发逃亡，若越度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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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共亡，轻罪能捕重罪首，及轻重等获半以上首者，皆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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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诈取人财物，而于财主首露者，与经官司自首同其余应是应坐之属，悔过还主者，听减本罪三等坐之。即财主应坐者，减罪亦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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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应其罪。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赃人亦原之。其断罪失错已行决者，不用此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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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免罪的制度，在我们有一两千年的历史，本人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现行法，却把它的作用大为减轻，只算它除一佣减科罪刑的条件之一。所谓舍己从人，本人认为未免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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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拉杂不成片段。内容十分浅薄，耽误大家许多时间，非常抱歉，请各位先生，多多原谅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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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陆杂志》第五卷第一期，195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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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法政文集 开元律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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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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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卷首载长孙无忌等永徽四年进律疏表，以是世人皆目此律为永徽律，未有怀疑者也，至日人佐藤诚实著《律令考》（国学院杂志五卷十三号），始以书中为中宗武后玄宗避讳为问。仁井田陞、牧野异推衍其说，撰《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东方学报，第一、二册），谓此乃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之律疏，世遂炫此异论，而深疑往者不无张冠李戴之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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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仲燦著《故唐律疏议非永徽律疏》一文（中和月刊一卷十期），举证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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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卷一，“十恶”条，大不敬一节，注中有“御宝”二字，宝者武后及玄宗时之称，永徽时当称玺，而疏文且直有“开元岁中改玺曰宝”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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