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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通考》六一（总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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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宋史》一七〇，《职官志》十，17页（艺文本1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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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至元二十九年圣旨：“各道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廉访司，其所责任，与前不同”，《元典章》六，9页（总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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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唐书》四八，《百官志》二，1页（艺文本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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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唐书》四八，《百官志》一，19页（艺文本550页），这就是后来明朝“三法司”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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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宋史》二百，《刑法志》二，14页（艺文本2385页）——哲宗元祐（1086）时设置的“诉理所”，是专为王安石的政敌申冤的［同上，17页（艺文本3287页）］，也可以归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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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以上四案，同见上注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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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唐律》五百二疑狱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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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宋史》两百一，《刑法志》三，1页（艺文本2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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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宋史》两百一，《刑法志》三，1页（艺文本2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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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同上，5页（艺文本2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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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同上，6页（艺文本2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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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以上据《宋史》二百一，《刑法志》三，2页（艺文本2389页），沈家本：《寄簃文存》四，15～23页（总947～951页）。关于该案的法律问题拙国《中国法制史论略》（台北，正中，1953年，7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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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司马光语：见《通考》一七〇（总1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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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例如元祐元年（1086）尚书省言：远方奏谳，待报淹系。如今川广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当奏断者，申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断乃奏。《宋史》二百一，《刑法志》三，8页（艺文本2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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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历代名臣奏议》二一七，9页（总28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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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法政文集 鞫谳分司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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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晋至唐之沿革二、鞫谳分司在宋朝之复活三、推司四、法司五、两司责任问题六、鞫谳分司精神之相承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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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司法制度，在唐朝奠定了良好基础之后，经过两宋三百多年，更得到积极的发展，而表现出十分辉煌的成就。就制度来讲，这一段时期，确实是举世无双。其中最值得称述的有两项：一是鞫谳分司，一是翻异移推。现在先就前者，略为考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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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晋至唐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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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鞫谳分司？就是刑事案件之裁判，审问案情的是一个人，决定刑罚的又是一个人（略似英美现行的陪审制度：陪审员决定疑犯是否犯罪而不能决定刑罚，法官决定刑罚而不能决定疑犯是否犯罪。）就是说，前者要有审评罪人的技术，后者要有法律条文的知识。汉朝不少大法律家，同时是有名的断狱官（如于定国、郭弘、陈宠等）——不像罗马的法学家，从来不涉身审问，这样子当然不会产生鞫谳分司的观念。此外有些大法学家，则只研究律令，而不注意刑狱（如马融、郑康成）——不像罗马的法学家，都是从诉讼实例中发展他们的学问——则根本和司法无关。当然也有以长于律令见称的专家，会常常被人为疑狱请教（如路温舒等）[3]，但这些事实，未能成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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鞫谳分司的开始，大概是在汉朝，而作俑者应当是“律博士”。律博士本来是一种教官，最初建立，是在曹魏明帝的初年（327），其职掌是教授法律[4]，以训练地方上管理狱讼的官吏。晋朝（265）把律博士设置在廷尉的衙门里面，以后经过南北朝到隋朝（617），都是如此，当北齐（479—501）把廷尉的衙门改称“大理寺”的时候，在律博士之外，又添设了“明法掾”二十四人，“明法”十人。这些人大概也都是谙习法令的专门人才。隋朝的大理寺里，没有设“明法掾”，可是把“律博士”增加到八个人，“明法”增加到二十人。并且在尚书刑部曹——即后来“刑部”的滥觞——也设置了“明法”若干人。[5]《隋书·刑法志》说，隋初“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6]那么“明法”的责任，似乎只是依照公文上所叙述的事实去拟定罪名，而不参与犯人的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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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开皇五年（585），有一个太监叫慕容天远的，控告都督田元冒请义仓，不知怎么样，被始平县的一位“律生”（大概是律博士的弟子）叫辅恩的，舞文弄法，反倒把慕容天远判了罪。后来总算是把事情弄明白了。于是文帝大怒，他下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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